随着国家间商事交往的不断深入,国际性的商事仲裁不单单经历了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由于其涉及事项范围的扩大,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对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之中,争议事项是否可以进行仲裁是一个重要论题,在当事人就其争议提交仲裁庭仲裁时,仲裁庭首先应确定该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另一方面,当法院收到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执行仲裁协议时,也应该确定该事项是否具备可仲裁性。国际商事仲裁历经多年发展,可仲裁领域呈现扩大的趋势,即可仲裁事项逐渐增多,许多原本不具备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可仲裁领域。然而由于往往涉及到公共利益与公法领域,反垄断争议一直被认为是不具有可仲裁性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涉及反垄断争议的商事仲裁呈不断增加趋势,因此,产生于反垄断的争议是否可以提交仲裁庭仲裁,已经成为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就这一问题,本文拟从可仲裁性和反垄断争议的概念入手,结合欧美国家反垄断仲裁的实践,和对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共政策,分析反垄断争议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性。最后对我国建立反垄断争议的仲裁机制提出初步的构想。具体来说,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性概述。主要探讨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即作为争议客体的反垄断争议是否可以提交仲裁裁决。可仲裁性在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和实践中都有着重要意义。各国对于可仲裁性的规定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而言,近年各国立法对于可仲裁性的限制趋于宽松。但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在当前反垄断争议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被视为适合仲裁的争议。第二章为反垄断争议及争议解决考察。如果商事主体在诉讼之外还可以选择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反垄断争议,则不难发现仲裁还具备着诉讼所缺失的优点,如仲裁裁决的效率更高;拥有专业知识储备的仲裁员能够更快掌握解决反垄断争议所必须的信息与知识等。此外,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也可以保障反垄断裁决与一国国内法律法规、公共政策不会发生冲突。第三章是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从国际商事仲裁中所适用的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得出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所处争议的解决方式进行自由安排的结论是合理的,但公共政策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制约使得前者成为了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演进,欧美各国对于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态度呈现宽松趋势。第四章是我国商事仲裁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论证及对策。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未做明确规定,但《反垄断法》明示垄断行为经营者需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这为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提供了可能。承认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有利于保护我国企业免受外方滥用反垄断诉讼,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也是现有的反垄断救济体系的有益补充。我国数十年来的商事仲裁实践,以及外国和国际仲裁机构在这一问题上的先例,都为我国建立健全反垄断仲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结语部分,对文章内容做出总结,从问题的提出开始,简要说明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本文对该问题进行的论述,及在我国可采取的对策上所做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