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进程，近年来为改善乡村治理的状况，中国政府对农村保持了密集的政策输入，但很多政策执行效果差强人意。国家的方针、政策难以有效地渗透进入社会，这反映国家权力实践机制存在问题，国家意志在下沉过程中被变形和消解。国家权力如何增强、如何将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度、规则有效地渗透进入乡村社会，是实现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本研究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的框架下，聚焦的是一个冲突能量逐渐积聚并最终爆发的农民土地抗争事件，“国家”在信访事件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无法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县政府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分析县政府在现行行政体制框架下和人际关系网的非正式运作下，如何一步一步消解了国家基础权力，并力图回答“乡村中国家基础权力重建何以可能”这个重大问题。国家进入乡村社会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策、制度、规范等国家文本，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积极主动地构建出一个以农民为根本，维护乡村社会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道德化国家观念”。另一条路径是作为实体性国家，以日趋理性的组织体系为权力的实践路径。其中，正式行政制度框架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影响实体性国家的两个关键性变量。我国的行政体系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工且利益多元的科层组织，为了实现对下级政府有效的监督和激励，广泛运用压力型体制对地方政府施以超强度的监控和激励。在信访治理中，目标责任制的运用给基层信访带来了刚性的维稳压力，这是本文个案发生、发展的制度背景。在正式制度下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人际关系运作。在县域政治生态中，县乡干部群体是一个目标一致，行动协同的战略性群体，这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县域政治系统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干部关系网既是引发乡村社会中官民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国家意志难以自主地向乡村渗透的原因。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的共同作用之下，县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目标替代行为、刚性命令与弹性手段之间存在张力、县政运行呈现“个人化”色彩，追求短期政绩效应和消极信访治理等行为特征，最终使国家政策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偏离了政策初衷。国家权力地方化出现了权力资本化的实践后果。农民抗争行动的主要思路是力图冲破地方权力的阻隔，与中央政府（国家）呼应，告诉中央自己经历的不公，要求中央介入自己的生活。农民在与国家呼应的工具箱中寻找最有效的工具：司法救济、信访行动、强行分地、媒体救助直至最后的暴力抗法。农民多变的抗争策略逻辑是机会主义的，法律、道义、国家、甚至是暴力都是工具性，只要有利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运用。最后本文主要回答了“国家基础性权力重建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进入乡村的两条路径最终形成了“权力实践”与“制度文本”之间明显的差距，形成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二重性”。国家基础性权力弱化和专制性权力滥用是本文对乡村社会中国家权力困境的总体描述。本文认为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有效约束是国家权力对地方政府和农民控制力弱化的根源。因此提出应以民主和法治为原则进行县政综合改革，将决策、执行、监督的责任与权力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拓展乡村社会中多元的国家权力形式、将农民与地方代理人共同纳入依法治理的框架之下、找回乡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整合能力、培育乡村社会性权力，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的互强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