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5年至今,中国与越南的边境地区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三次社会转型。首先是中法战争之后,法国成为北圻(越南北部)的保护国,条约化中越边境。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在边境推行集体农业与工业生产。最后是中越边境战争后,两国在边境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商贸。在此过程中,边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城镇原型:“边境双子城”。边境双子城在国境线两侧毗邻共生,随着中国与越南社会、城镇与建筑的现代化而发生变化,并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论文以在中国与越南边境两侧毗邻的双子城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社会阶段为背景,以双子城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语义为切入点,分析双子城如何兴起、发展与嬗变。文章希望通过历史研究阐释中越边境双子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连续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语境下认识边境城镇空间的特点。文章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明确论文的研究问题与意义,并说明研究方法。第二章介绍了中越边境的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地理背景。第三章梳理了中越边境双子城从形成、发展至今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勾勒出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社会-空间整体图景。第四章与第五章是一个整体,分别以中国河口-越南老街与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两对典型的案例说明“边境性”,即“内向性”与“中心性”、“双向性”与“单向性”。第六章是基于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进一步分析,从空间结构与空间语义理解研究对象,以现代社会的三个特征,即“理性化”、“个人行动”与“现代民族国家”为角度。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结语,总结本文研究对象的空间特点,包括制度理性空间的“镜像性”、代表个人交往空间的“交织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双重性”,以及对双子城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基于上述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自1885年以来,中越边境发生了三次战争,并随即发生了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多元的文明碰撞与文化交融产生了边境双子城及其复杂的文化状态和混杂的空间现象。边境双子城受到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不同地缘环境的影响而体现出多维度的“边境性”:双子城内部的互动状态可以分为“双向性”和“单向性”,双子城作为一个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则可分为“内向性”与“中心性”。不同状态的双子城不断以追求“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在空间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在空间结构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理性与效率理性塑造了一种“镜像结构”,这种结构是双子城的制度空间与核心,在双子城从“内向性”过渡到“中心性”的过程中,镜像结构不断增加。其次,个人行为在双子城内形成了一种“交互网络”,即个体交往谋生的行为如同一张自由编织的网,网的节点是承载交往行为的空间,交往网络使双子城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建立在“双向性”的基础上。最后,在空间所传达的语义上,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被不断被强化,与此同时,在社会和空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边境认同,两种认同构成了社会与空间上的双重性。虽然边境认同并不与国家认同向矛盾,但是因为符号的滥用可能对后者产生负面作用。由此,在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边境性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出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空间特点,即“镜像性”、“交织性”与“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