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那么它不仅只是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且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与主体改造运动,涉及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广大农村的革命实践,在1949年以前就占据了重要的理论/现实地位,之后更构成和推动了中国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土改之后展开的新的土地革命,也是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推进的重要组成。这一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深刻塑造了农村的结构与面貌。关于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言说与书写,不仅是凭借大量的新闻报道、宣传手册、历史记述来实现,更是通过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再现形态或想象方式来完成的。其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虚构”模式往往成为我们想象、叙述“历史”的开端,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关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记忆与想象。无论当时的评价还是历史的定位,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当属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本文尝试将对一九五○年代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的历史/文学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问题相勾连,借助“革命”与“生产”的话语—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与线索,以《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三部小说为中心展开研究: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将文本放置到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其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实/想象性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考察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更广泛的革命实践对其文本铭写和“形式化”影响,以揭示文学与历史,小说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认为,一九五○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生动再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话语—历史实践,同时也提供了对此过程的经验方式和书写形式。第一章从“革命”的角度切入“生产”,考察《创业史》中党政治理如何通过“生产”缓解与克服乡村社会的权力危机;第二章从“生产”的角度切入“革命”,观察《山乡巨变》里集体协作的劳动怎样联系起了“革命”的远景;第三章在“革命”与“生产”的相互作用与效果下,研究《三里湾》如何通过“家庭”的书写,把握乡村的基层治理和伦理秩序的关系;最后,尝试探讨中国革命复杂的文化实践与想象带给我们经由“文学”进入“历史”的契机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