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使人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本是一种生物体繁衍的自然现象。直至近代才出现生育权的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一直在争议中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本文从生育权的性质入手，结合我国实践，探讨了生育权规制的相关理论问题。生育权的规制与限制生育数量不同，前者包含了更广的范围和更丰富的内容，。国家出台和调整生育政策，规制公民的生育权，主要是由生育权的社会属性决定的，生育与社会息息相关，不应被认为纯属个人私事。在必要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对生育权进行适当规制是完全正当的。对生育权进行规制也不是对人权的侵害，而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育自由，引导公民合理负责平等的行使生育权，使个人自由限度与社会条件相吻合，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国后，我国人口经历了三次快速增长，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生育率居高不下，过快的增长给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社会资源都造成巨大压力，为此，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限制公民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生育率偏低问题，空巢老人问题，以及后续可能出现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开始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开放二胎政策屡屡被提上日程，各地纷纷出台“单独二胎”或“双独二胎”政策，以提高生育率，避免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由此可见对生育权的规制是由客观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本文旨在厘清生育权特性和社会客观现实与生育权规制之间的关系，从法理层面解读我国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