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当下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基本遵循，其五大方针中“生态宜居”被列为重要一环。在过往的农村生态治理中，更引人注目的村庄类型，要么是占有资源优势能够实现绿色转型的乡村，要么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矛盾的乡村，占最大多数的、普通乡村的生态问题被忽视，这类农村没有天然的地理与资源优势，生态问题也没有严重到被首要重视的程度，但它同样是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阻碍。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这类普通农村得以全面开展，改变了该类农村原本相对静止与低效的乡村治理，不只在生态层次上实现直接预定目标，更在特定目标实现后对乡村治理常规程序带来深远影响，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重新体现了国家存在，改变了乡村治理结构，有效应对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权悬浮化与村民原子化困境，乡村治理得以激活与优化。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法，选取山东省一典型北方内陆农村A县C村为例进行研究。C村地处鲁西南，村庄面貌落后，村民自治“古井无波”，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C村之变不得不令人感慨，这种变不仅体现在环境本身与生态层面的直接变化，还体现在融入乡村治理过程中给治理所带来的深层变革。因此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缺乏地理与资源优势的普通内陆农业型农村，C村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怎么样又为什么能够生效并激活乡村治理的。二是作为一项特定治理，C村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走向常态化的过程中还暴露出乡村治理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存在又为何解决。
　　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尝试以治理方向、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为要素构建分析框架。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分析，本文认为其相比其他公共事务具有卷入性强，有效性强以及可操性强的独特特征，展现出强大的动员效果，结合农村社会特点，能够形成一套以利益联结为基础的生效机制，进而促使悬浮化政权落地与原子化村民聚合，具体表现为治理方向科学转型，治理模式活力生动，治理主体多元合作，治理机制健全创新。
　　同时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新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冲击乡村治理，改变其“低效有效”的状态，使其中问题更为暴露，这些问题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所在，更是乡村治理中共性问题的投射。基于C村实践，本文认为其生态文明建设中乡村治理暴露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困境、自治困境、主体困境以及制度困境。而治理方向上资本禀赋缺乏导致的动力机制强外部依赖性，治理模式上互动机制的过度“下沉”倾向，治理主体上选用与动员机制的不规范以及治理机制整体的碎片化特征，正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尝试从对应角度提出农村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对乡村治理困局的现实路径，即以探索新经济增长点优化治理方向，以上下良性互动完善治理模式，以多元合作凝聚治理主体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