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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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城市间的差异是一个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很少被注意到的特征。这篇论文主要研究了不同城市通勤时间的差异对上述差异的影响。我们利用2015中国1%人口抽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城市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实证的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与城市通勤时间负相关。根据OLS回归结果,分学历看,高中学历及以下的已婚女性受城市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大于本科学历及以上的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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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城市间的差异是一个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很少被注意到的特征。这篇论文主要研究了不同城市通勤时间的差异对上述差异的影响。我们利用2015中国1%人口抽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城市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实证的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与城市通勤时间负相关。根据OLS回归结果,分学历看,高中学历及以下的已婚女性受城市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大于本科学历及以上的已婚女性;分拥有孩子类型看,拥有学龄前（0-5岁）孩子和小学生（6-11岁）孩子的已婚女性受城市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大于拥有中学生（12-17岁）孩子的已婚女性;分家庭中是否有健康退休老人看,家庭中有健康退休老人的已婚女性受到的负向影响更低;分农村和城镇来看,农村女性受城市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女性;分不同年龄阶段看,低年龄阶段的已婚女性受到的负向影响大于高年龄阶段的已婚女性;分不同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已婚女性受到的负向影响大于其他地区。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2SLS回归结果与OLS回归在方向上一致。与此同时,2SLS的结果显示,OLS低估了通勤时间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替换城市平均通勤时间代理变量、更换已婚女性样本年龄限制、剔除4个一线城市、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使用户数权重作样本权重、使用核心家庭在内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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