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按照日本的历史时代对《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语》成书于中国战国时期,首先传到了朝鲜半岛。《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得非常广泛,于是4世纪后半期,它和《千字文》一起以朝鲜半岛为“中转站”传入到了日本。从上古时代天皇们的对话记录可看出,此时《论语》已经受了欢迎。7世纪,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多见直接来自于《论语》的条目,而且此时在全国设立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科目。8世纪,日本首次制定了“大宝律令”,其中可见《论语》的影响,与此同时,《万叶集》中多次见《论语》的征引。9世纪,“释奠”的合法化说明当代人对孔子的崇拜。11世纪,紫式部完成了《源氏物语》、清少纳言完成了《枕草子》,她们都引用了《论语》的话语。13世纪,由学问僧传入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时也传入了朱子学。14世纪,日本首次进行木版印刷,发刊了“正平本”《论语》。14世纪,《徒然草》完成,其中可见《论语》的影响。17世纪,《论语》最盛行时期,朱子学成为了官学,全国设立藩校、寺子屋等教育机构,此时《论语》也被定为此教育机构的教科书,广泛传播了。近代,明治维新、文学家、教育家都受到《论语》的影响,达成了伟大的事业。日本人接受《论语》的过程中,其传播方式上产生了几个特点。即多样性、庶民性、经济性、实践性。《论语》在日本传播得过程正是《论语》的“支配权”从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移植的过程。不管地位,他们都认真攻读《论语》,这是日本人接受《论语》的特点之一。多样性的特点中,特别要注目的是《论语》在民间的普及率。从江户时代开始的此潮流,是日本特有的。这就是庶民性。以庶民性的特点为基础形成了第三个特点,即经济性。这是以涩沢荣一将《论语》和经济结合在一起为主的观点。最后而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践性。日本人接受《论语》,不但学习它,而且在现实上积极地活用了它的思想。总之,《论语》在日本传播得非常广泛,其影响也非常之大。可以说,若没有《论语》的传入,日本人就不能形成其文化,由此可说,中国对于日本而言是文化大恩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