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天道”是一个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的词语。对于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百家而言,天道的内涵及其意义,其实是一个受到各家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焦点问题之一。总体而言,虽然诸子均很少直接使用“天道”一词,但是由天道之意义衍生、发展而来的“天之道”、“天下之道”以及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天人关系问题,都被各家广泛论及。从对周代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来看,“天道”最初是指天文星象的运行轨迹,“道”也即道路之意。按照郭沫若的观点,在老子之前,“天道”之“道”就已经被广泛地用作对规则、法则的指代。换言之,“天道”不仅是指自然界的宇宙天文现象,同时也作为一种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意义的法则启示人间之道。天道问题借此因而成为诸子思想理论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孔子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天道”一词,天道问题也未直接表现为《论语》的核心,然而它其实不仅是孔子仁爱、礼乐思想的根基,而且它本身还具备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层级和思想结构。这个结构由“天”、“天命”以及“天下之道”三个部分组成。在这其中,“天”代表的可谓是孔子基本的天地自然观和宇宙世界观。“天命”则是沟通、连结该种天地、世界观与(君子)人生观、道德观的关键,是天道落实为人道和社会之道的必由之径,因而是孔子天道哲学理论的核心和主旨。“天下之道”代表的则是,孔子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政治、国家理想。因此,“天下之道”其实也就是指在《论语》中,被孔子反复强调的、旨在求得社会现实理想之实现的礼乐、仁爱之道。由此可见,虽然“仁”与“礼”是《论语》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词语,但它们的实现和完成,实质上都是以“知天命”之君子为个体依托。就其本质而言,其实也都是源自于天道的规定。简而言之,天道与仁以及礼一样,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后二者是直接表现出来的核心,而前者则作为根基而隐藏起来。实际上,“天”、“天命”以及“天下之道”,这三个词语远非孔子首创。其中,“天”的传统意义以及孔子对其的哲学化解读,其实就直接构成了孔子天道哲学理论的基础。孔子以君子德行为旨趣的、道德化的“天命”观,也与周代以来天命王权观的道德转向直接相关。有关“命”以及天命王权的问题,《尚书》、《逸周书》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在夏、商时期, “命”主要是指“命令”之意,“天命不可违”、“天用剿绝其命”是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天命”观在周代的道德转化,实质上源自周人自先祖——弃——孕育的、由农业播种生产而来的天崇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推动了个体行为的道德性、审美性转化。“天下”也是一个被先秦诸子百家广泛使用的词语。同样是根源于对“天”的崇拜,及至周代之时,“天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人文、文化概念,而远非一个纯粹的地理、空间语词。孔子从自然世界与道德本原两个层面,论述了“天”的意义。根据《论语》、《礼记》以及《大戴礼记》等书的相关记载,孔子所说的天首先是指自然之天。然而,孔子虽然也关注作为自然对象事物的“天”的存在——也即把“天”看作是自然物理世界的代表,但是孔子着重寻求的却始终是天地自然对人的启示。换言之,孔子几乎不谈论纯粹的宇宙观、自然观。因此在孔子看来,天一方面是自然的,但另一方面更是道德的、人文的。从审美认知上来看,孔子对天的这种理解,凸显了人与自然天地的亲缘性,凸显了人对自然天地的情感性认同。这种天然性的情感,无疑正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究其(情感)产生根源而言,这是因为孔子继承了周代以来的天地自然观。这一点也具体表现在孔子对农业季候和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视。正如《学而》篇第五章,“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及《卫灵公》篇第十一章所言：“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心中的治国之首要准则,还是要保证农业生产活动、作息的顺天而行。“生生不息”实为孔子所理解的天地自然之本性,这是因为孔子对天道的阐释就是“天道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就是“天道不闭其久”、“不舍昼夜”、“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如此等等。“天命”论是孔子天道哲学理论的核心环节,因为正足天命直接沟通、连结了“天”与“人”。所谓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都说明了这一点。天命不仅规定了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理由,而且也直接规定了君子的本性和使命。综合来看,孔子的天命论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是“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的死亡观。“生死有命”一方面道出了孔子对死亡的无奈(颜渊之死、司马牛之疾),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孔子面对死亡的时,极其理性的态度。既然“死之命”不可违,那么如何完成生之使命就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这正是孔子君子天命论的思想原点。其次,孔子“天命”论的崇高性不仅因为它是道德性的、更是因为它是超越了西方先验唯心倾向崇高理论的,一种以天地自然情感和天下理想为实际依托的文化性、生命性崇高。最后,正是在这种文化性、民族性的天然认知结构中培养的崇高理想,促使了君子人格的建立和完成,达到了“乐天而知命”的审美境界。在孔子那里,天下同样也是一个高度人文化的政治、文化语词。《论语》多次把“天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界说,如“天下归仁”。孔子还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说明孔子继承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周代以来的天下观。天下,其实就是家园,就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生存家园。因此,天下是一个极具美学意味的词语,它饱含着孔子的自然世界观和政治社会理想。区别于其他先秦诸子的地方在于,孔子对于这个诸子共有的天下理想有独特的规定。这就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认为天下要变得“有道”,唯一的途径正是仁爱、礼乐之道。也正是由于这个目的,在《论语》中,礼乐、仁爱成为了直接表现出来的核心问题。孔子对审美问题最直接的阐释,应当是《泰伯》篇中的“里仁为美”。通过指出“里仁为美”,孔子就把对美的思考直接植根在了对仁的讨论之中。仁,由此而成为美的必要前提,成为美之所以成为美的内在缘由。然而,仁本质正是一种根基于天地自然观的、人文化的情感。这也就是说,仁与天道其实是异曲同工,孔子天道美学思想的本质也正是仁。从对孔子哲学、审美思想的梳理来看,以天道精神为依托的自然性是其重要特征。然而,在非农业、高度工业化、商业化以及互联网信息化的时代里,这种自然主义性质的天道美学思想,如何转变以重新焕发生命力,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