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取得多少值得炫耀的成就,它所表达的本质、原则都不能完全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精神。更可怕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的理性分裂,交往扭曲。它所表现的利己主义、工具主义以及种种在交往关系上所体现的丑恶现象,绝不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思想家,同时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继承者。他展开了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病症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纯粹的抽象,其真金在于以社会历史现实为基础。因此,哈贝马斯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现实基础”,展开了以经济为“起点”,政治为“上升”,再到哲学为“实现”的三种向度批判。而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哈贝马斯给试图以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经济为“起点”: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新的经济危机。他断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复存在。原因在于: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活动增强,货币与财政政策实施,有效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的自然波动。并且,社会福利提高有效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依旧存在,并且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滞涨”现象就是新危机的一种表现,并且伴随着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表明其行政管理能力的重大缺失。所以,哈贝马斯认为新经济危机的产生同时也引发了合理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指民众对于政府是否有能力稳定物价水平、保持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质疑。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属性,合理性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危机就使得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动摇。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本是通过意识形态稳固的。但由于国家干预活动增强,旧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合理性危机爆发出更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旧的意识形态即是民众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公平自由交换,延伸到公共领域即是民众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发出自由的声音。由于国家干预的政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发生了结构的转型。公共领域不再“公共”,它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声音。公共领域成为了统治者试图通过补偿纲领来稳定自己统治的工具。所以哈贝马斯称公共领域从“实践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进一步说,旧的意识形态瓦解,而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带来的是科技至上主义、科学统治主义,这只会让“工具行为”对“交往行为”入侵得更深入。因此民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因没有了,哈贝马斯称其为动因危机。动因危机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在工具理性的入侵下日渐凋敝,新文化又产生不出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终于陷入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因危机这四重危机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政治为“上升”: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两大重要趋势,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这两种趋势都促使人的交往行为变得不合理。科学技术让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的本质遭受了异化,使得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即是说人们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运用到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这样一来,“交往行为”越来越被“工具行为”所同化,主体与主体之间也势必将对方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以及矛盾、冲突与对立。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严重侵害了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受到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种种强制性命令的支配与控制,人与人的交往行为被进一步扭曲。加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发生转型,舆论力量也最终成为国家宣扬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这是哈贝马斯以经济向度为起点,实现了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向度的深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哲学为“实现”: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病症,最终以哲学的出场进行全面深刻地剖析。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真正病因在于人的理性的分裂。理性最原初的状态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作求真运用,实践运用,审美运用。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是被极度分裂与扭曲的理性,这种理性只剩下“工具理性”。为了理清“理性”的发展变化过程。哈贝马斯追溯了理性的萌芽、生长、巅峰以及对于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其中主要论述了想要走出主体哲学的权力理论以及它为何陷入了困境。最终,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建立才是拯救理性,让人重回生活世界的唯一出路。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建立即是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这是哈贝马斯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出的一剂解药。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指人与人之间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为准则的相互作用。其目的在于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才是人类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哈贝马斯认为建立交往行为合理化应当遵循三条路径:改变生活世界,选择恰当的语言对话以及承认和重视共同范畴。凡是有交往行为的地方,即是有语言的地方。凡是语言行为受阻的地方,即是交往行为不合理化的地方。因此,对于语言行为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人的语言交往世界总的分为三类:对话者客观的世界;主体间社会的世界;自己内心的主观世界。三个世界即是实情、人情、心情。三个世界通过语言的表达使得参与者达到理解与一致。哈贝马斯提出了“普遍语用学”来说明以何种语言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标。尊重与承认一定的规范准则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另一条途径。规范准则应当是普遍化的,即准则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意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哈贝马斯有建立了“交往伦理学”或称为“商谈伦理学”。哈贝马斯所开出的这一剂解药有着极大的价值。它包含有深刻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思想,在如今社会人与人交往行为被逐渐侵蚀的状况下,建立相互理解与尊重的人际关系而努力,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因此它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哈贝马斯的这一套解决方案,赋予语言以先验的价值,并过分看重了道德的社会规范作用,并且,它所提出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带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