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任何科技创新都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聚合,以推动发明创造的活动。依发明创造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聚合的方式不同,发明分为职务发明和自由发明两大类,职务发明即雇员投入人力资本、雇主投入物质资本的发明;自由发明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主体合一的发明。现代的发明中,绝大多数属于职务发明。职务发明不仅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奥秘在于,职务发明制度的双层权利运行体系较之自由发明制度的单一发明权属,更能发掘和聚集人力资本主体与物质资本主体的创新优势,亦即通过平衡作为发明人之雇员与承担研发成本及失败风险之雇主间的利益,激发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和企业研发投资的动力,并通过发明的产业运用以提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并最终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实践中,职务发明制度的实际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其双层发明权属结构有无优化的制度设计。这对迄今仍无职务发明制度专项立法的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职务发明权属结构的重点在于通过权利的界分和归属以确立职务发明双方主体各自的支配权限,通过权属激励来促进创新积极性。以权利归属为中心的利益分配关系决定和制约着职务发明动态利用的秩序和效果。因此职务发明制度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权利归属问题。而在我国,从2012年启动《职务发明条例》（草案）起草,直到日前《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对于职务发明权利应该优先归单位还是个人一直存在争议,而争议背后显示的是对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存在着盲区。并且,由于缺乏制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思考,讨论和借鉴国外的模式和立法,则往往会产生许多误解而削弱提出对策和建议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为此,本文从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雇员优先主义模式和雇主优先主义模式的基础理论出发,评述两种模式各自基础理论的内涵,揭示影响理论选择和制度模式的决定性依据,并结合两种模式中若干典型国家的立法及趋势以提炼支配职务发明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运用比较的、法律经济学的和规范研究的方法,采取历史纵向和利益平衡等视角,从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逻辑转型和科研二元体制的特殊性出发,结合我国职务发明权属制度的现实问题,对我国职务发明权属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雇员优先主义模式和雇主优先主义模式各有其理论基础。雇员优先主义模式以自然权利为制度起点,利用财产权劳动理论,主张发明人对因自身劳动创造的智力成果享有财产权利,或从财产权人格理论中汲取思想,要求保护发明人对包含其人格意志的发明创新之权利。而雇主优先主义模式则采取雇佣关系的逻辑,坚持因劳动交换和对价关系而应由雇主取得劳动成果的职务发明。两种模式看似有两条不同的理论逻辑,而从纵向比较看,实则更应关注两种理论各产生于不同历史阶段:自然权利理论盛行于专利制度早期,雇员优先主义模式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初期打破行会技术垄断而追求技术扩散和激励个人发明的自由主义;而在专利法中考虑雇佣关系影响和支配的主张,则产生于机器大工业时代,雇主优先主义模式则体现了物资资源稀缺下对资本利益的偏向性。由于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职务发明都产生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的优化组合,而雇员优先主义或雇主优先主义只是确定了职务发明权利初始配置的起点不同,随着发明范式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两种模式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并非囿于单一的社会公平理论,而共同演变为以雇主掌握和利用职务发明专利权利为最终归宿且雇员与雇主分享利益的权利体系,这显示了从重视职务发明权利归属转向重视职务发明利用的共同趋势。不仅如此,两种模式下典型国家的立法及其制度演变也揭示和证明了验证这一趋势中的两点基本经验,一是职务发明的专利所有权直接归雇主,因节约了交易成本而更有效率;二是职务发明的制度功能发挥,需要恰当平衡雇主和雇员双方主体之间的利益。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起源和现存问题具有特殊性,其现实问题无法直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一一对应。职务发明制度在我国起源于计划经济下的发明奖励制度,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经历了从发明专利权利归属于国家,到权利归全民所有制单位“持有”与非公有制单位或企业“所有”并存,再到统一归发明人所在单位所有的转变;与此对应,我国专利法据以设计的主体样本,经历了从最初的国有单位,到国有科研单位和非公有制单位并存,再到以企业为样本设计的转型。然而,现行专利法并未区分现实中的公共科研单位和企业并存的二元科研格局,笼统以市场化一元主体为样本,试图以一元制度解决二元主体问题,不仅无法适应我国不完全权利主义的逻辑转型,也无法对公共科研领域的职务发明现实问题作出恰当回应。其结果就是公共科研领域的职务发明权属问题越演越烈,并试图倒逼专利法转向职务发明雇员优先主义模式的修订。事实上,我国公共科研领域职务发明共有制改革试验存在误区。对职务发明人的一味赋权,不仅其激励功能存在有限性,而且对权利人在无相应义务规定前提下的放权也无益于职务发明的产业化利用。并且,职务发明共有制还存在分配份额所依据的贡献大小难以确定、共决的交易成本过大等弊病,以及发明人与公共利益之间无法避免利益冲突的现实问题。然而,职务发明共有制改革试验体现了要将职务发明引入“厚雇员主义”的倾向,实质上还走上了向雇员优先主义回归的思路。我国专利法建立的主要依据在于激励理论,既没有雇员优先主义模式国家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也没有与雇员优先主义模式国家类似的制度基础。从发明组织化程度的加深,发明价值实现所需要的市场化运作,现代技术横向合作趋势的加大以及雇主和职务发明人的风险偏好等几个方面考虑,节约交易成本而更有效率,且能平衡雇主和雇员双方利益,已然成为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选择雇主优先主义模式并因重视职务发明利用而优化权利配置结构的共同政策追求。我国职务发明权属选择单位优先主义模式,并优化权利配置结构,有利于实现对推进职务发明的主导,并为产业技术策略的实施提供便利和空间。鉴于我国特殊的科研二元体制现实,为解决职务发明权属单位优先主义模式与科研二元体制对接的问题,职务发明制度应当坚守专利法作为产生并服务于市场竞争之法律的本质,以专利法为中心,对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在整体采取单位优先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将职务发明专利所有权归属与专利权的利用、收益等权能分离,通过赋予职务发明人制衡性权利,重塑职务发明单位和职务发明人的利益平衡,同时通过一般法与特别法结合的结构性立法方式,对二元主体即公共科研单位和企业的职务发明权属作出差异化规定。基于上述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模式的选择,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应立足于以下三个部分:其一,普适于公共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一般法制度设计,以《专利法》为中心,重点在于重新界分职务发明范围,对“资源标准”下发明和“职责标准”下发明的权属作出不同设计;并赋予职务发明人制衡性权利,以平衡职务发明人与所在单位的利益。其二,企业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设计,应回归发明人民事权利的本质属性,在法律设置托底性标准的基础上,允许企业和发明人通过集体协商,对奖酬的范围、标准和形式自由约定。其三,公共科研领域职务发明的特别法制度设计,基于公共利益目标,明确国家的介入权利,尤其是对公共科研单位的职务发明享有无偿实施权、推广应用权,对公益类职务发明成果享有集中管理的实施权,以强化职务发明成果权利所属单位对职务发明申请专利、转化利用和推广等义务,并赋予职务发明人在公共科研单位怠于实施职务发明时实施和优先受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