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发起,旨在通过改变国民不合时代要求的生活习惯,恢复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最终复兴民族的一场道德“运动”。这一“运动”从国民日常生活入手,寻求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按照礼、义、廉、耻的要求,推动民众生活的变革。“运动”历时十五年,民众广泛参与,成为民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事件。“运动”发起者观察到当时中国国民基本生活中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试图掀起一场生活的“革命”来塑造“新”人。这场“运动”,努力探索了道德建设“自下而上”的路径,极富特色。虽然新生活运动最终衰败并且无果而终,但是这一“运动”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从道德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和伦理“运动”中的道德生成与发展两个问题切入,分析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等方面探析新生活运动的伦理思想基础。论文分析了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这一道德准则和衣、食、住、行及其它生活方面的道德要求,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伦理特征。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如“清洁”、“规矩”运动,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三化”运动,春季种植运动、夏季卫生运动、秋季节约运动、冬季救济运动等经常性重要工作及战时特殊运动等,在促进民众的道德养成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生活运动的道德实践中,公务人员、青年学生、妇女是重点人群,他们还为“新生活”的推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新生活运动的道德推进方式表现为以充分的宣传引导来提高道德准则的认同度、以严格的检阅奖惩来实现道德践行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以突出典型和重点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未能达到发起者的预期目标,最终走向失败。但“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道德成效：一定程度上公民道德素质得以提升,一定区域里民众道德生活发生变化,一定时期内国民爱国意识得以加强。新生活运动最终失败的伦理原因包含未考虑伦理精神动员背后的物质基础、“运动”的道德理论准备不足、执行人员的道德行为示范性不足、道德变革与其他变革不同步等。在对新生活运动的伦理反思中,本文认为在道德建设的路向变换上要实现单向的“自上而下”到双向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借助日常生活开展道德建设。在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上要实现从注重宣传灌输到借助一定形式的“运动”,辩证看待“运动”的作用,运用“运动”提升道德建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