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以城市群为经济支撑的发展格局。成渝城市群是我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其经济和交通发展对我国西部各省市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研究重庆—成都两个大城市之间的城际出行，以普速铁路、高速铁路、长途客运班车、私家车和网约车五种出行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群发展变化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首先，探讨了城市群城际出行过程和出行特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引入“行为习惯”和“防疫要求”两个扩展潜变量，提出了城市群城际出方式选择理论框架。其次，设计了RP&SP调查问卷，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信效度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构建了五种不同出行方式的多指标多因果模型，系统的分析了出行者个体及家庭社会属性与各心理潜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各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潜变量和对应测量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利用测量变量和潜变量的荷载系数作为权重，计算潜变量的拟合值，引入MNL模型中构建两类出行者的ICLV模型，探究显变量和潜变量对城市群城际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共同作用。最后，将A类出行者的ICLV模型和MNL模型进行对比发现，包含出行者心理潜变量的ICLV模型的优度比系数和模型命中率为0.776和93.28%要高于不含出行者心理潜变量的MNL模型的0.753和91.79%。
　　结果显示：疫情防控阶段对出行者选择私家车出行和高速铁路出行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严格防控阶段，A类出行者（可选方式为高速铁路、普速铁路、长途客运班车、私家车）选择高铁的出行概率为25.93%，选择私家车出行的概率为74.07%，B类出行者（可选方式为长途客运班车、私家车、城际网约车）在该阶段主要依靠私家车方式进行出行；在完全恢复阶段，A类出行者选择高速铁路出行占比恢复为43.78%，私家车出行占比下降到为19.90%，普速铁路和长途客运班车出行占比分别为18.91%和17.41%，B类出行者选择私家车出行占比下降到了30.30%，长途客运班车和城际网约车出行占比分别为42.42%和27.28%；“防疫要求”变量对选择私家车和城际网约车方式出行具有显著负影响；“行为惯性”变量表明选择私家车出行方式具有较强的行为惯性，而选择城际网约车出行方式行为惯性较弱；在A类出行者中“行为态度”对长途客运班车出行方式显著负相关，表明该方式不受喜好、其行为意向较低，而在B类出行者中选择该方式的出行意向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