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决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从中汲取一切。”因此，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这个出生并在印度支那(今越南)度过了十八年时光的法国作家来说，印度支那是她永远无法忘怀的“情结”，成了她“生命中的底片”，童年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她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作为一个在东方出生并成长的贫穷的西方人，杜拉斯的写作具有双重视角：既有被殖民者视角，又有殖民者视角；既流离于殖民中心之外，又处于主流的殖民话语中心，而本文则主要是对她的《情人》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分析作者的童年经历和种族立场，对她的作品中的后殖民主义倾向进行分析。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杜拉斯的创作概况，以及她在中国的接受入手，介绍了《情人》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讲述后殖民主义对杜拉斯的影响，从20世纪后期以来，以爱德华·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使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风靡全球，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和民族文化前景。而作为一个有很强的“印度支那情结”的法国人，杜拉斯的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使得身处东西夹缝中的杜拉斯在精神上常常处于漂泊的状态，不管面对东方还是面对西方，她都无法找到归属感。作为一个出生在印度支那，并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整个童年及少女时期的人，印度支那是杜拉斯人生与创作的基石，她将印度支那置于自己的舞台上来演自己的故事，借助印度支那这片神奇的土地，杜拉斯完成了一个书写自我的神话。第三部分则主要是从西方人的优越意识和种族立场角度，阐述杜拉斯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后殖民主义倾向的体现。通过羸弱的东方“情人”形象，对男女性爱隐喻下的东西方关系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实现对这两本书的后殖民主义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