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食货典》是留存至今一部较早的经济制度史著作,开启了史学新体例。前人对《通典》的研究多从整体上对其进行价值界定,鲜有对《食货典》的专题研究。本文在前人对《通典》研究的基础上,从史学史的角度,致力于《食货典》专题研讨,力求从历史观、史学贡献、史学方法三个方面,解读《食货典》的史学价值和杜佑的史学思想。在历史观上,本文从《食货典》梳理了三个层面。首先,突出的表现为朴素的唯物史观。在认识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上,重视人类社会自身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总结,亦即重视“人事”活动的历史总结,立足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体现了借鉴史学的思想。其次,杜佑重视社会经济的历史观十分突出。杜佑将《食货典》置于全书之首,并且明确表达了重视“足衣食”的历史观,显示其对于经济基础与国家(即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一种自觉认识,这是进步的历史观,是继承管子、司马迁等政治家、史学家之后,在历史学领域重视经济的朴素唯物史观的表现。再次,体现了重视人口(生产力)和土地(生产资料的主要资源)的经济史观。在史学贡献方面,《食货典》编纂了中国古代经济制度通史,体现了古代史学新贡献。本文重点论述《食货典》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线索。土地,是封建国家最大的资源,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是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土地和人口是经济基础领域两项重大的经济成分,《食货典》记载了这方面的重要内容,留下了第一部中国土地制度史和第一部中国人口史。《食货典》同时总结了社会经济领域其它各种重大经济专题,例如税赋、货币、交通、盐铁、榷酤等,为农业、手工业、财政赋税、货币、建置“常平、义仓”等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不仅提供了历史的镜子,也留下了“第一部中国古代赋税史”和“第一部中国钱币史”。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分类中,创“政书”类,首列杜佑《通典》,亦即被视为新的“政书体通史”的著述形式；此外,在史料学上也有重要贡献。在史学方法方面,重点论述了《食货典》史法方面的鲜明特色。述论结合；撰、注兼用；详近略远；以类相从、分卷撰述、纵向贯通等灵活多样的史法,为《通典》及其《食货典》带来了翅膀,得以传世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