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的瘢痕做为人体创伤后组织修复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包括非病理性瘢痕(non-pathologic scar)和病理性瘢痕(pathologic scar)。一般情况下,非病理性瘢痕愈合较平整,不引起外观和功能障碍。但是,当瘢痕出现异常增生、突出皮面,常伴有瘙痒和疼痛,外形的毁损,影响外观和功能,则称为病理性瘢痕,包括增生性瘢痕(hypertrophic scar, HS)和瘢痕疙瘩(keloid,K)。目前认为病理性瘢痕属于一类真皮纤维化疾病,其组织学特征是胶原纤维为主的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过度沉积。但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临床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切除、局部加压、药物注射、放射线照射、激光和冷冻等疗法,但均无特异性,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探索病理性瘢痕过度增殖的发生机制,寻找有效抑制和治疗的方法始终是整形外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以往的研究证实成纤维细胞过度增生及凋亡抑制、细胞外基质的合成与降解失调及大量生物活性因子的异常表达等在病理性瘢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etant protein-1, MCP-1)是新近明确的对单核/巨噬细胞有趋化和激活双重作用的趋化因子,MCP-1家族及其受体具有广泛的细胞来源和生物学效应,在多种纤维增生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骨成形蛋白7(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7,BMP-7)系转化生长因子p(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β)超家族成员,近年来其作为一种新发现的组织纤维化负性调节因子逐渐成为抗组织纤维化治疗的研究热点。但MCP-1和BMP-7两者对病理性瘢痕形成中组织纤维化作用的研究至今鲜有报道。本文通过研究MCP-1、BMP-7在病理性瘢痕中的表达水平及其相关性,探讨其在病理性瘢痕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材料与方法实验所用共99例组织标本均来自于2008年至2010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住院手术患者,其中病理性瘢痕标本55例,包括瘢痕疙瘩标本25例,增生性瘢痕标本30例；非病理性瘢痕标本24例；正常皮肤标本为美容手术切除和全厚皮片移植术后剩余的全厚皮共20例。取材的标本均临床诊断明确,术后经常规病理检验证实,且标本取材患者均无皮肤疾病、结缔组织疾病、传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和其他重要脏器疾病,术前无放疗、化疗、激光治疗及免疫治疗史。切取的所有组织标本用10%的甲醛溶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4μm连续切片。实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sp法)检测MCP-1、BMP-7在25例瘢痕疙瘩、30例增生性瘢痕、24例非病理瘢痕和20例正常皮肤中的表达水平,以PBS液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采用德国Lecia显微照像系统进行图像采集,凝胶成像数字图像处理系统V1.6对所采集图像进行分析。采用SPSS16.0数据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各组标本中蛋白阳性表达率采用x2检验、x2分割检验,MCP-1和BMP-7在病理性瘢痕中的表达关系采用Spearman关联性分析。以a=0.05为检验水准。结果1 MCP-1在病理性瘢痕中主要表达于成纤维细胞和部分内皮细胞的胞质和胞核中,呈棕黄色颗粒状染色；非病理性瘢痕少量表达,正常皮肤中偶见少数细胞呈阳性反应。2 BMP-7在正常皮肤的内皮细胞的胞质和部分胞核中阳性表达,呈棕黄色颗粒状染色；非病理性瘢痕中部分阳性表达；瘢痕疙瘩、增生性瘢痕中偶见少数细胞呈阳性反应。3 MCP-1在瘢痕疙瘩(84.00%)、增生性瘢痕(76.67%)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非病理性瘢痕(29.17%)和正常皮肤组织(10.00%),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83)。4 BMP-7在瘢痕疙瘩(16.00%)、增生性瘢痕(23.33%)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非病理性瘢痕(50.00%)和正常皮肤组织(80.00%),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83)。5 MCP-1和BMP-7在非病理性瘢痕和正常皮肤中的阳性表达率无显著性差异(P>0.0083),和病理性瘢痕中的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83)。6 MCP-1和BMP-7在病理性瘢痕中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结论1 MCP-1在病理性瘢痕中的高表达提示通过激活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多种生长因子,刺激成纤维细胞过度合成细胞外基质并使其不断沉积,促进病理性瘢痕的形成与发展。2 BMP-7在病理性瘢痕中的低表达使得TGF-β1/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致纤维化作用明显增强,参与病理性瘢痕的形成与发展。3非病理性瘢痕的生物学特性与瘢痕疙瘩和增生性瘢痕有明显的不同。4 MCP-1和BMP-7在病理性瘢痕中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二者在病理性瘢痕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拮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