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于1945年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是太宰治受当时“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以《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小说化为目的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特殊的写作背景使得这部小说理应充满着“政治性要素”，然而太宰治却破格地在其中加入了颇多“私人性要素”。本论文以《惜别》中出现的太宰治的“私人性要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惜别》及其相关作品的综合性分析，来解读《惜别》中太宰治的“私人性要素”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太宰治对于“家庭”与“战争”的态度。论文的绪论部分，笔者首先对太宰治的生平和他的三个创作阶段进行了说明。简单介绍了《惜别》的故事梗概，总结了《惜别》的先行研究的现状。通过对先行文献的阅读、整理和归纳，笔者发现了先行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太宰治的其它作品，与《惜别》相关的先行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评论家对于该作品大多持批判态度，积极的评价可谓少之又少。批判的理由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惜别》是作为《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小说化而完成的作品，因此被评论家抨击为“御用文学”；其次，小说以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为原型，但太宰治创作的鲁迅形象却与现实中的鲁迅大相径庭，评论家指责其对鲁迅的理解过于浅薄。这两大观点根深蒂固一直延续至今，但是笔者认为先行研究在对该作品的分析上存在着遗漏与误读，尤其是对作品中“私人性要素”的解读更是如此。因此笔者决定以“私人性要素”为中心，通过对《惜别》及其相关作品的综合性阅读，结合创作的时代背景来解读其中深意，剖析太宰治的内心，尤其是太宰对于“家庭”与“战争”的态度，本论文的意义即在于此。论文的第一章中笔者对《惜别》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日本的国会议事堂举行。该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各国“共存共荣”而举行的，实际上却是日本为了达到侵略亚洲的目的而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也不过是日本为了粉饰自己的野心、为侵略行为大开便宜之路而炮制的一纸空言。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无论太宰治真正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惜别》作为《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小说化而创作的作品，它的完成已经从事实上构成了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协助，这一点毋庸置疑。评论家们批判《惜别》为“御用文学”也确有其道理所在。本论文无意彻底推翻这一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太宰治的创作意图尚有可挖掘之处，因此本论文将在承认既成结果的原则下，侧重剖析《惜别》的创作意图。《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小说化这一想法一经提出，得到了当时日本文学创作者相当大的关注。日本文学报国会经过严格的考核，最终从众多报名者中筛选出了六名作家，这其中就包括太宰治。然而实际完成创作的只有太宰治和森本薰两人。在小说的后记中，太宰治明确表明，即使没有受到文学报国会的邀请也会创作该作品。写作当时正值战争状态，太宰治却在艰苦的环境下仅用了不足两个月就完成了创作，笔者从这些事实中感受到了太宰治巨大的创作热情。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部理应充满着“政治性要素”的作品中，太宰加入了大量的“私人性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惜别》并不单纯是太宰为了宣传政治、迎合政府而创作的，其中还包含了太宰治的个人创作意图，而其载体就是小说中出现的“私人性要素”。第二章主要考察的是，在战争状态下太宰是如何规避政治因素的限制，将“私人性要素”融入《惜别》中的。在第一节中，笔者分析了《惜别》这部小说在构成上的特殊之处。《惜别》这部小说的中心内容是以老医生的手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整部作品是由叙述者“我”（可理解为太宰治）和“我”所引用的“老医师的手记”的双重结构构成的。手记部分中出现的观点和意见不能直接与太宰本人相挂钩，只能理解为老医生这一虚构人物的观点意见，因此太宰治可以利用这一便利之处，借老医生之口抒发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老医生撰写手记的理由，太宰治也做了巧妙的设定，小说中明确表示“手记”的内容只是一位老医师对旧友的追忆，与政治并无过多关联。通过这样的设定，太宰治为自己的“私人性要素”的加入创造出了足够的空间。第二节分析了小说开篇部分出现的新闻记者的人物形象。新闻记者这一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太宰治本人重合，但是他却被太宰治塑造成一个轻薄无礼惹人讨厌的形象。笔者认为，这一细节表明了太宰治对服从于政治的自己的一种自我厌恶，这种自我厌恶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太宰治对于大东亚会议的批判态度和对战争的抵抗。虽然《惜别》的完成在事实上完成了对战争的协助，但是这背后隐藏的太宰治对战争的抵抗态度、在政治与文学面前的内心纠葛不应该被无视。论文的第三章，主要考察鲁迅这一人物形象中存在的太宰治的自我投影。在第一节，笔者首先总结了先行研究中对于《惜别》中鲁迅形象的评价。绝大部分的先行研究都认为小说中的鲁迅形象与真实的鲁迅差距较大，反而更接近太宰治本人，并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归结为太宰治对鲁迅的理解浅显。笔者从四个方面总结出小说中鲁迅与太宰治本人的类似点，可以看出《惜别》中的鲁迅形象与太宰治本人确实相当接近，有一部分描写基本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画像，因此笔者基本认同先行研究中关于太宰治将自我投影在鲁迅形象上这一看法。但这一结果的产生，笔者并不认为是因为太宰治对鲁迅的理解不足。恰恰相反，太宰治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可以说是对鲁迅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创作出了如此“太宰式”的鲁迅形象，笔者认为这是太宰治在战争状况下假借作中人物之口抒发自我的一种手段。第三节中，笔者分析了《惜别》中鲁迅形象的文学价值。小说中的鲁迅既有真实的鲁迅的影子，又有太宰治本人的影子，然而二者并没有能够完美的融合，导致人物形象存在一种分裂感。《惜别》从体裁上来说，是伪装成人物传记的小说。这种设定固然为“私人性要素”的融入创造了空间，但是也同时受到两种体裁的限制。与梅洛斯、大庭叶藏等杰出人物形象相比，《惜别》中的鲁迅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学价值确实不高，但是其背后隐藏的太宰治的政治性目的和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不容忽视。第四章中，笔者分析了“水手的故事”这一“私人性要素”。第一节介绍了《惜别》中出现的“水手的故事”。这一“水手的故事”在太宰治同时期的另外两部作品中也出现过，分别是小说《雪夜的故事》和随笔《一个约定》。《雪夜的故事》的创作时间先于《惜别》且其中出现的“水手的故事”更完整，因此通过对《雪夜的故事》的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全面的理解“水手的故事”的真正含义。第二节介绍了《雪夜的故事》中出现的“水手的故事”及其原型。“水手的故事”的原型是片冈铁兵在1924年发表的小说《幽灵船》，太宰治对原文进行了部分改动，将“一家团聚”的主题引入故事中去。这一改动使得“水手的故事”一直以来被解读为对“一家团聚”的赞美与宣扬。由于创作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对“一家团聚”的追求已经由道德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因此《雪夜的故事》也被视为宣传政治思想、为战争服务的产物。在第三节中，笔者分析了“水手的故事”中使用到的“视网膜影像残留”这一观点，并在第四节中利用这一观点来分析“水手的故事”，从而得到了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即杀死水手的真正凶手是“一家团聚”。在第五节中，笔者通过对太宰治的《家庭的幸福》这一作品的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家庭的幸福是诸恶之本”——面对家庭的这种态度贯穿了太宰的一生。这一结论的得出，推翻了先行研究中认为“水手的故事”是对“一家团聚”的赞美与宣扬的观点，小说更不是向政治妥协的产物。恰恰相反，太宰治提出了与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意见，可以看出他对于政府的不满以及对于战争的抵触情绪。遗憾的是，太宰治没能彻底坚守这种态度。在谈及祖国和同胞的时候，太宰治显然被个人感情所束缚，为了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幸福而流露出了对日本取得侵略战争胜利的渴望，但是却无视了战争可能给他国带来的伤害。尝试在文章中表达对战争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又没能贯穿始终，太宰治在政治面前的动摇使得《惜别》这部作品变成了反战文学与御用文学之间不伦不类的存在。在第五章中，笔者剖析了《惜别》所折射出的太宰治的人物形象。在这部本应充满着“政治性要素”的作品中，太宰治大胆地加入的诸多“私人性要素”。笔者通过对《惜别》及其相关作品的分析，解读了这些“私人性要素”中所蕴含的作者的真实态度。笔者认为，太宰治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举动存在着相当的不满，但是又自责于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深信文章的“无用之用”的太宰便将自己的这种情绪通过“私人性要素”来加以表达，希望以此唤醒沉湎于战争的国家和民众，这正是太宰治一贯坚持的“爱人”的方式。但是在谈及祖国和同胞的时候，太宰治的这种“爱人”却又暴露出了其狭隘的一面，表明了太宰治的人性上存在的局限。论文的结束部分，笔者总结了《惜别》的创作背景和相关的先行研究，再次表明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总结了第二、三、四章中对于“私人性要素”的加入方法、真实含义和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即“手记”与“小说”的结合为“私人性要素”的加入创造空间；将自我投影于主人公鲁迅身上，巧妙地借虚拟人物之口实现了真实内心的表达；“水手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对政治的服从，实则表达了太宰对时局的不满和对战争的抵抗。但是这些“私人性要素”的加入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导致《惜别》长久以来饱受评论界的批判。笔者无意彻底推翻先行研究对于《惜别》的批判，毕竟从结果上来看，《惜别》的完成本身就是对战争的一种协助，而且太宰治对于战争的抵抗态度也并没能坚守到底。但是小说中太宰对政府的反抗和对战争的痛恨态度确实存在，创作一部“御用文学”也并不是太宰治的初衷。笔者希望，评论界能够从这一侧面重新审视《惜别》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