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豪放词的开创者及代表,以其豪放词风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并奠定了词“一代之文学”的地位。苏轼豪放词是指其所独创的那部分新人耳目的词,这些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豪放词,以其豪放旷达的总体风貌特征,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多与苏轼的婉约词或诗歌杂糅,且由于风格的模糊性,鲜有研究单独关注其词豪放风格的传递。刘宓庆的风格标记理论认为,风格并非虚无缥缈的行文气质,而是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可被译者认识的风格标记体系。风格标记体系分为着眼于音形变异的“形式标记”和着眼于审美效果的“非形式标记”。翻译风格标记理论不仅适用于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和分析,也可用于认识和分析译作风格以及比较分析原作与译作风格之异同。本论文旨在以风格标记理论为指导,运用描述分析与比较分析,对苏轼豪放词风格在英译中的传递进行研究。许渊冲、黄宏荃、杨宪益和戴乃迭以及任治稷所译苏轼豪放词在苏词英译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且其所译苏轼豪放词数量相对较多、词篇相对统一,利于对比分析。因此,本论文将以四组译者共同翻译的10首豪放词(其中5首为3组译者所译)为例,客观描述其在苏轼豪放词翻译的形式标记方面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根据风格标记理论归纳其方法选择特征,并从多个角度对相应对象作出解释。研究发现在英译中传递苏轼豪放词风格时,四组译者其翻译方法选择有五大特征,本论文就部分特征作出了相应解释。如研究发现典故的翻译方法存在差异,许、杨多省略或由实转虚将其淡化,而黄、任则通过加注的方法将其保留。原因在于前者认为,加注会打断读者的思维,进而失去阅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