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因实力崛起导致南海政策逐渐向“强势”转变的声音。他们认为,实力的提升鼓励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升级政策,美国介入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合作政策。但是,这一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彼时中国的领土争端政策(包括南海政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强硬,反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另外,中国也没有利用小布什政府忙于中东反恐之际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是相继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反倒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名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维权措施,而且主动采取行动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借助于领土争端研究中关于实力和国际环境压力的分析,本文提出,相较于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扩张”论,主权声索能力和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演变。首先,主权声索能力的提升既可能鼓励争端国采取武力升级政策,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在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目标,也可能让争端国对争端未来的解决持有更为乐观的评估,反而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意图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在安全困境和“预防性动机”的心理作用下,主权声索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争端国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政策,以争取在当前实力对比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率先实现领土目标。其次,国际环境压力往往会促使一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妥协合作政策,以集中精力应对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争端国通常不会在具有重要军事和战略价值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让步,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也不应以损害争端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当领土争端本身还涉及较高程度的战略竞争性议题时,即使面临着国际环境压力,争端当事国也很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进行让步,甚至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争端,展示本国行动的决心,防止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具体在南海问题上:第一,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2013年以来的南沙岛礁建设。第二,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高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第三,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初在南沙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第四,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合作政策。例如:与越南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签署“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低调处理“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主权声索能力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局势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贯穿于南海争端发展的始终,造就了今天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以上构成了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远非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断可以概括。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总体“强势”的维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防止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大局,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海上维权和地区维稳之间实现平衡始终是中国南海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作为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无论如何,经过2010年以来的发展,南海问题已经从地区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发展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实力和影响力之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不仅取决于其介入的程度和意愿,也取决于中国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为此,需要区分南海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在构建必要的海上军事威慑、推动中美海上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南海问题降温带来的有利契机,主动塑造南海合作性议题,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走出被美国设置的议题牵着走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