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是否存在真正利他合同的疑问,《民法典》第522条通过区分规定首次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但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对一项新增制度作出全面规定,这也是现有利他合同无法应对现实难题的原因。笔者在进行广泛地案例查阅后发现,司法裁判对于利他合同解除权纠纷的态度截然不同。而在此之前,作为立法空白点的“利他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是否受第三人限制”问题,也早已在学界内引发了激烈讨论。在写作思路上,笔者以保险合同为参照和突破口,结合国外立法例,探讨了如何平衡利他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与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问题。在逻辑安排上,本文先总结了解除权行使的现实弊病,再对比了各理论在处理解除权行使问题上的优劣,探索出了一套适宜我国行使的利他合同解除权规则。本文的主体内容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案由分布、裁判结果及其理由三个方面对利他合同解除权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出问题所在——当事人能否自由行使解除权。在一众研究样本中,绝大多数判决坚持着第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观点。其中,主张对当事人解除权进行限制主要基于养老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而认为当事人可以自行解除依赖的则是保险合同之任意解除权规定。第二部分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各种判决理论上的弊端和在现实运用中的困境。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相较于投保人而言处于优势地位,立法便更倾向于保护后者,由此打破了三方结构的稳定。此做法忽视了受益人的利益维护,也引发了应当对第三人给予何种保护程度的思考。因其他类型的利他合同解除权纠纷中也暴露出了该问题,故可作统一研究。第三部分列举了国内外有关利他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现有方式,并对各自的学理依据和实操性进行了相应辨析。在主张限制当事人解除权的主流观点下,笔者对区分限制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做法进行批驳,得出了除通知义务应由债权人负担以外,双方应适用相同规则的结论。第四部分为当事人行使利他合同解除权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前文关于应否对当事人解除权加以限制、如何限制的论述,笔者明确了解除权行使主体、期限、方式等各要点,并由此建构起符合我国实际的解除权行使机制。期望合同编司法解释对此有所回应,亦可为司法审判提供可行的裁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