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理论被视为当前财政理论的前沿问题之一,由于在众多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一股财政分权潮流,使其受到理论界的空前重视。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通过权力的分配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Tiebout模型是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石,Tiebout开创性地提出了“用脚投票”著名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的问题,为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经济学科乃至政治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的50年间特别是1970年以来,人们仍不断对其原创性的成果进行认识、探索和完善,并将其研究扩展到公共经济学外更广泛的领域。本文以Tiebout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放松原模型假设条件,得到了更具普适性的结论。其次,以重庆地区的28个区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Tiebout—Oates体系在中国的适用性,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把Tiebout模型中的其中三条假设——社区数量不受限制、所有居民都靠股息维持生活也即社区具有同质性、社区生产公共物品或服务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分别改为:社区数量有限、社区具有异质性、生产公共物品或服务呈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递增,建立了四个改进后的模型。改进后的模型与原来模型不同之处在于:①当社区数量有限时,原来模型中的居民迁移不再具有效率;②当社区具有异质性时,最终的均衡条件为:居民购买的住房面积最少数量要被制定得足够高以使富有社区中收入最低的人刚好对继续留在原来的社区还是迁移到邻近低收入社区漠不关心。而在Tiebout社区中,所有居民收入都是同质的,居民迁移只受税收和公共服务的组合是否达到最优这一条件的影响,当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税收—服务组合是最优时,便达到了均衡。所以便不存在这种由于对住房面积的数量规定而导致的迁移。而此时居民在作居住位置的决策时是基于税前总价格考虑,所以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征税会导致税收净损失。又由于社区中的住户都消费同样数量的公共服务,但贡献的税收不同,这时异质社区就存在重新分配。而在Tiebout社区中,住房购买是基于效率要求的税收后的净价格,所以这个损失是可以根除的,也就不存在异质社区中的重新分配;③当社区生产公共物品或服务呈规模报酬递增时,会发生税收的负资本化,但不一定会发生公共服务的正资本化;④当社区生产公共物品或服务呈规模报酬递减时,发生公共服务的正资本化和税收的负资本化。第③条和第④条结论与Tiebout原模型中的涵义——税收发生负的资本化和公共服务发生正的资本化涵义不同。第二,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相对效率。结论表明:①当公共产品的外部性较小且(或)辖区有充分的异质性时,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更有效率;②当公共产品的外部性较大且为正时,中央政府提供将更为有效。此外,模型还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Pareto占优的条件,结论表明:①当公共产品在各辖区具有充分的同质性时(这里同质性包括公共品的成本和收益都分别接近),且公共产品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中央政府Pareto占优;②当各辖区中的公共产品只是成本充分接近,收益并不充分接近时,即使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为零,某些地区也将严格地从地方政府中得到更多的收益,此时中央政府不能达到Pareto最优。第三,本文以重庆地区28个区县的数据为样本,在Tiebout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的基础上,用横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基于重庆地区数据的Tiebout—Oates模型体系,发现虽然重庆市的城市结构与美国城市结构有显著差异,即美国的城市结构是“单一中心式”,而重庆地区为“组团式”城市结构,并在模型中考虑到了这些地理环境和位置特征的影响,但Tiebout的结论在重庆地区依然适用,从而佐证了Tiebout理论的正确性。这表明在重庆地区提高财产税会降低住房价值,因而发生税收的负的资本化;改进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会抬高住房价值,因而发生公共服务的正的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