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分析一个时期的现象或问题亦是如此。中国近代传统法律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亦是随之相伴发展,随着近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愈发频繁,作为沟通媒介的翻译就愈发突出其重要地位,其中法学翻译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翻译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的传递媒介,对于推动中国近代传统法律转型功不可没,是推动近代法律转型的必要因素之一。清政府借助学习到的西方法律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法侵略。法学翻译在晚清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较为突出的时间段,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的传播西法作为法学翻译的萌芽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发生前期的各类翻译学堂、翻译机构的出现是为法学翻译的发展阶段,甲午战争至清末修律的法学翻译活动就是法学翻译的高潮阶段。但直至十九世纪末中国传统法学的理念依旧是“以人治国”,尔后二十世纪之初的“清末修律”至二十世纪末的“依法治国”的出现,表明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依旧在学习、移植与消化西方的法律制度,从向英美学习资本主义的欧美法系,至向德日学习大陆法系,到结合中国的本土国情出现开创了独属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尽管晚清时期的兴起的法学浪潮是强权下被迫的特殊产物,但通过学习优秀翻译成果以及后来学者们的不断深入研究,将当时的西方先进文明的法律思想、法制观念、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等通过翻译的形式传入中国,无疑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律的转型,亦为现在的法学翻译发展能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即以中国近代法学翻译发展的历程与中国传统法律转型作为研究对象,找到其中内在联系与研究价值,以期能为现今全球化趋势下的法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法律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