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两南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四川作为内陆大省和战时陪都的所在地，其工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煤炭作为重要的燃料和原料需求与日俱增，优先扶植发展煤矿业势在必行。在华北、华中等各主要产煤地相继为日本侵略者所侵占后，国民政府为解决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用煤，把煤矿业发展的重点转向西南、西北等后方。在抗战前期，随着资本投入力度的加大和技术的革新，国营和民营煤矿业，齐头并进，四川煤矿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煤矿企业增多，规模扩大。二、煤炭产量大幅度增加。三、生产技术的进步。东中部内迁的煤矿机器设备充实改造了天府等煤矿，使其成为四川煤矿生产机械化的一支主力。同时国民政府为增加煤产，也为各矿生产技术改进提供了一些便利，如代购机器设备等。四川煤矿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机械化程度在生产过程中的比重加大。在中央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四川煤矿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全省煤炭产量逐年上升，有力地保障了军需和民用，对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后期，由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限价政策、税收政策等的影响，四川煤矿业全面萎缩衰落，生产日益萎缩，民营煤矿业更是每况愈下，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煤矿业的衰落首先是从煤炭滞销开始的，煤炭滞销导致的煤矿周转资金短缺，中小煤矿倒闭停业，能够维持下来的大矿，也被迫减产。随着大批煤矿的倒闭停产减产，全省煤炭产量逐年下降。煤矿业发生危机不仅会阻滞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煤矿业的危机，政府在矿方的呼吁恳请下采取一些措施如收购存煤、发放补贴、发放工业贷款等，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日益严重的危机。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迁川工厂的大量东迁，四川也逐步失去大后方工业重心的重要位置。国家经济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东部沿海地区。国民政府对国营煤矿业实行关停并转的紧缩政策，对于民营工矿业则终止一切“协助”，任其自生自灭，四川煤矿业处于严重的困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