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持续进行,女性董事的受教育水平、社会网络以及能力不断提升,欧洲多国也相继颁布女性董事配额政策,越来越多的女性董事加入企业董事会已经是大势所趋,已有研究研究显示女性董事的进入能够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但是尚未揭示女性董事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机理。本文在整合社会性别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女性董事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同时,由于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与领导者角色所需的代理特征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导致女性被认为不适合成为公司董事,在男性主导的董事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董事往往面临着“失声”的困境。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增加女性董事在董事会的影响力或者合法性,能否打破这种困境,调节女性董事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相关假说进行了检验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女性董事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规模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于女性董事更加注重社会福利、更偏向于表现出道德和利他主义,在适当的女性董事占比时,能够对董事会的决策信息网络和视角进行补充,更有利于企业慈善捐赠,表现出资源效应。但是当女性董事占比过高时,董事会因为性别差异被分裂成两个子群体,出现群体偏好,破坏慈善战略的决策过程,引发决策冲突,阻碍团队达成共识的能力,反而不利于企业慈善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表现出冲突效应;当女性董事拥有更高的权力或者非正式层级时,女性董事对董事会决策拥有更强的影响力,提升了女性董事资源效应的同时也使得冲突效应加剧,从而强化了女性董事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另一方面,当企业处于女性主导行业或者女性政治赋权水平更高的地区时,能够提升女性董事在董事会的合法性,增强了女性董事的资源效应并且降低了冲突效应,从而弱化了女性董事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的研究对于女性董事参与公司治理,合理发挥女性董事作用以及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