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与西方以观念和理论为主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而理论和观念总是从一个语境向另外一个语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自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开始了其在中国的旅行。该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系一种解构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它源自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吸收了这一理论的思想内核,并将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特贾斯维里.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德.坎坡斯(Haraldo de Campos)兄弟等。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后殖民理论家塞义德的“旅行理论”作为一种隐喻,阐述了理论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进程中被借用、接受和改造的历史脉络。理论旅行大致经历四个主要阶段：(一)原始起点；(二)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寻找到新的栖息地；(三)新环境接纳吸收或抵制长途迁徙来的理论；(四)理论发生变异,融入新的环境。因此,“旅行理论”为考察和分析西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历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以该理论为研究视角可以对中国译学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认识。本文旨在展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路线图。论文简要介绍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理论旅行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接着介绍塞义德“旅行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探讨该理论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指出塞义德未能全面、深刻阐释“理论旅行”对接受语境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这一事实。论文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历时地回顾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四个阶段,共时地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产生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最后重点探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在译学身份建构和翻译实践的启示,对塞义德的“旅行理论”提供某种注解。由此得出结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中国译学身份建构和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通过对该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吸收其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翻译实践,有利于中国译学的身份建构,有利于实现中西学术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