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朝是唐代政治状况的重要转折期,唐后期政局的诸多制度、格局等都产生或奠定于此一时期。宰相群体作为唐德宗朝中枢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唐德宗朝政治、经济状况,也有益于加深对唐后期历史变迁的理解。唐德宗朝32名宰相中,土族出身者23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71%。庶族出身者9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29%。诸相入仕,以进士入仕者13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40%。以门荫入仕者8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25%。进士科与门荫是诸相入仕的主要路径。而唐德宗朝诸相仍以士族出身者为主。关于宰相之遴选,德宗自用者15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46%。由德宗最终决定但由诸大臣推荐者9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29%。除代宗时所命常衮外,另有8人,史未言明其入相途径,但根据当时时政推测,多数也当为德宗自用。诸相入相前任官,任官尚书省者13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40%,任官藩镇节度使、观察使者6人,约占整个宰相群体的19%,其余则任官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及九寺长官,个别任职地方刺史、州佐。然诸司之中,以尚书省入相者为多,此与尚书省官在声望及政事处理中的突出地位有关。诸相基本以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标志,且多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带此号为相,部分以它官带相号。宰相之任期,李泌以前18相(不包括常衮)平均任期约1年又2月,李泌以后13相平均任期约3年又8月。诸相亡于位者6人,贬逐者7人,罢为它官者15人,另有4人于德宗崩时仍为相。诸相被贬者原因各异,贬后境况也不同,赐死、终德宗之世不用、很快复用为它官者皆有。罢为它官者,以罢为尚书省诸部尚书与东宫官属为主。诸相在处理藩镇事务中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参决针对藩镇的大政方针；二是对具体平藩事务的处理。此在德宗统治前期尤为突出。诸相与泾原兵变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导致泾原兵变的原因及对泾原兵变中诸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诸相参与财赋事务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处理财赋方面的日常事务,二是参与重大财赋问题的讨论决议或直接提出诸财赋问题。诸相的参与是国家财赋运行体系得以正常运行的关键。诸相对德宗朝民族事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朝廷对待吐蕃与回纥的方针政策上。韩滉、张延赏等宰相在对吐蕃采取战还是和的问题上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而李泌提出的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的策略更成为唐德宗后期的基本政策。诸相与德宗之关系,首先体现在行政事务上,二者在行政事务处理程序中相互联结,关系紧密。诸相与德宗皇帝的私人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诸相对政事的议论及在此过程中德宗对自己是否得到充分尊重的个人感受,此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诸人的境遇。总体而言,德宗与诸相的私人关系并不太亲密。德宗朝翰林学士依附于皇帝,在国家大政的决策方面无意间对宰相权力造成了侵夺,但这种权力侵夺仍然很有限,且并未造成翰林学士群体与宰相群体间的对立。后人对德宗朝宰相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宰相个人品行、宰相与政局的关系、德宗与宰相的关系等方面。此以范祖禹所作《唐鉴》相关评论表现最为典型。范祖禹区分了德宗朝宰相的奸、贤,论述了诸相与政事的关系,并强调君主在政局中当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