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首提三网融合概念以来我国在三网融合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三网融合推广方案》标志着三网融合在我国开始了全面推广的进程。三网融合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但是设备终端的多功能化在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著作权法尤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层面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立法本身的滞后属性,二是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法律设置与技术层面联系太深。我国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重构方案,然而对于重构方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索。以学界现有的重构方案为出发点,通过对现有重构方案进行分类与评价,选择技术中立的远程传播权重构方案作为研究对象;横向对比我国立法与世界的向公众传播权,为远程传播权重构方案的选择寻求理论支撑;通过剖析我国司法中的典型案例提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进行重构的现实需求;结合我国著作权法草案的修改历程提出送审稿中对播放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并非长久之计,三网融合并随的技术融合局面要求立法必须保持足够的技术中立,远程传播权的行为主义立法路径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同时对远程传播权进行了简单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