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理论专著,《诗品》一直以“思深而意远”著称,它所开创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奠定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基础,对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诗品》本身有着严密的论述方式,然而由于它不同于我们现今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的研究体系,因而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理论辨析。本文即从《诗品》的基本概念范畴着手来研究其基本的理论结构,一方面分析它们在历史中的流变,一方面研究它们本身之间的联系。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部分重点说明本文目前的研究现状并确立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钟嵘《诗品》中的重要概念放在中国美学和文论之纵向的历史长河和魏晋时代之横向的文化氛围中加以考察,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将先行的阐释视野内化为植根于阐释过程中的具体方法。第一章,重点论述“自然”作为《诗品》的最高理论范畴,它规定着诗歌的本质特性。周朝“天命”观念的解体促成了“自然”观念的诞生,作为对“天命”观念的替代,“道”成为老子解释世界合理性的最高依据,而“自然”即是以“道”之存在样态的面目出现。这样,一开始“自然”即与本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哲学解释世界及组织制度的依据之一。庄子的天性观念则开始拉近“自然”与“天”的关系,使“自然”与“天”开始调和,为后来的哲学开创了新的方向。汉代的“天人感应”思想重新使“天命”观念纳入人事制度建设的范畴,并作为最高合理性起到绝对权威的作用。魏晋玄学则又一次打破了这种思想上的垄断,“自然”由外在的自在转而成为内在的自性,进而成为解释世界合理性的最高依据,从王弼到郭象,这一观念日渐完善,最后形成“独化”论,万物依其“自然”本性自己为自己立法。这种思潮在魏晋士人的文化生活中扩散,最终涉及到艺术文化的各个层面。钟嵘《诗品》即是在这一哲学思潮中生成,作为魏晋玄学风尚的产物,“自然”成为统帅其整部作品的核心观念,影响了它对创作情感、创作方法、审美理想等方面的要求,是诗歌成为其自身的最高规定性。另外,从这一观念出发,又直接衍生出一些具体的审美对象、审美范畴,主要是本文所涉及的自然山水、“真”、“清”等概念。具体说来,《诗品》以“自然”作为诗歌本性的存在方式,自然风物由于充分体现了“自然”的特点而受到重视,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对象,亦成为钟嵘赞赏的对象,构成“自然”的物质基础。而“真”与“清”则一面维系着诗之本性,诗人之本心;另一方面显现着“自然”的艺术风貌,从而形成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向内体悟着诗性之“真”,向外追寻着艺术之“清”的独特“自然”标准。第二章,分析了“性情”的内涵及其在《诗品》中的理论意义。随着魏晋六朝诗歌创作的繁荣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士人个体生活中日益占据中心地位,在这一文化转向过程中,个体的生命情怀成为关注的对象。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的工具一跃而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体现自我风采的行为方式,甚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对于魏晋六朝诗学理论来说,诗歌与创作主体的个体性情之关系也随即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诗缘情”即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得以孕育、诞生。作为诗歌理论专著,《诗品》同当时的众多理论著作一样将“性情”提到了创作的显性层面加以研究,并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本源。但是“性情”乃是从哲学思辨领域延伸到文学领域的概念,其本身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因而,本章重点分析这一概念的文化脉络,关注它在整个《诗品》中的理论内涵。第三章,论述“直寻”作为《诗品》的基本方法论其本身的历史生成及其内涵。作为诗歌创作的方法论,“直寻”的生成是同传统的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从字源学、文化学的角度看,它包括“直”与“寻”两重意义,前者代表了自然的澄明状态,后者则体现了人为的创建努力,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整合成一种新的诗性思维方式,从而使诗学的灵性与哲学的思辨融合在一起,使诗学在形象直观中获得哲学反思的深度。钟嵘从玄学的言意之辨出发,并针对文学自身的特点,扬弃了以“坐忘”为方法的玄学致知方式,转而首倡“直寻”的诗歌创作方法,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从具象的层面上说,它指导着诗歌创作,决定了诗歌创作的走向:从抽象层面上说,它是诗人创作主体如何创作体现诗歌本性之作的桥梁,起到沟通诗人主体之情与诗歌本体之性的作用。这一方法由于深刻地触及了古典诗歌的核心奥秘,因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发展成传统诗歌理论的一般方法论,为广大理论家所接受,并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为传统诗歌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第四章,论述“和”对《诗品》美学理想的潜在影响。“中和美”与“和谐美”是先秦儒家哲人与古希腊先贤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中,针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分别独立建构的美学话语体系。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使外界的宇宙之“和”立基于人类本性内部,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古希腊先贤则从个性的独立发展,个体欲望的满足出发,把数学和形式逻辑作为其和谐美学理论的基石,使审美与认识相结合,把古希腊的和谐美学同客观自然之“真”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科学理性传统。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概念,儒家的尚“中”思想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中和”观念与道家的崇“大”思想所带来的“大和”观念是构成这一理论的两大基石,前者为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秩序平衡与个体节中,后者则带来了本体追求与辩证观念,在《易传》与《中庸》中二者达到融合。文化理念的传承并不单是以显在的方式存在,它更多的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思维及表述之中,甚至这思维及表述方式本身亦是某一种独特文化理念影响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诗品》并没把“和”作为理论的中心,甚至整个《诗品》中都没有提到“和”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尽管它本身并没有被钟嵘明确意识到——仍然对《诗品》的理论构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体现在理论分析中作为一种理论样态存在;而且体现在具体的诗歌品评中,作为批评的原则而制约着批评的走向。更为关键的是它与“滋味”这一批评术语结合起来,融化为《诗品》的批评血液和经脉,从而在潜意识层面上成为《诗品》的最高诗歌理想。第五章,论述“滋味”的内涵及其对其它诗学概念的承载。“滋味说”作为钟嵘《诗品》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诗学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然而由于钟嵘并未予以正面的界定,及近来研究水平的停滞,造成有人怀疑它的存在。因此本文所追问的不只是传统文化怎样支配、影响了“滋味说”,而且是传统文化怎样融入到“滋味说”的内部,成为它的血液,它的经脉,它的灵魂,它的永远闪烁着智慧火花的精神生命。以及这智慧怎样使《诗品》深邃起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长河上永恒的坐标,规定着后世诗人的情思,使传统哲学与诗学获得一种水乳交融、玲珑剔透的结合。在《诗品》中,“滋味说”是一个兼有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的核心术语,是传统思想在诗论中的结晶,也是《诗品》的理论支柱。然而这并不是说“滋味”在《诗品》中是一个涵盖一切,任何方面都可以由它来解释的概念。如果那样,“滋味”则不免走向理论霸权,从而窒息了其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事实上,“滋味说”之所以成为《诗品》的重要理论术语,除了其自身的理论品性外,还表现为它与其它理论范畴的密切关系。在显示出它的本身特性的同时,它使另外的诗学概念如自然英旨、摇荡性情、直寻等的诗学、美学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这样“滋味”就具有了更深广的理论兼容性,也拓宽了它的理论广度。余论,论述《诗品》对后世诗学影响。《诗品》作为诗话之初祖,它本身开创的诸多形式范式亦为后世所效仿,从而为整个诗话体例确立了先在的规范,成为后世诗学得以继续展开、深入的前提。这样,我们可以说,《诗品》对中国传统诗学形态的定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诗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