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对惠帝高后年间史事的记载，是尊重历史史实的信史。司马光通过对惠帝高后年间史料的汇编、对不同来源史料的整理与考证，获得了最接近史实的史料，为其编撰惠帝高后年间史事提供了可靠的史料。《通鉴》所载事实大部分与史籍记载一致，且无异议；然仍有部分史事记载值得商榷。
　　一方面，若史籍记载有差异，为使《通鉴》所载史事最大限度的尊重史实，司马光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当史籍记载相左时，通常采用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进而舍弃不合理之处和不符合常识之处；同时，《通鉴》亦舍弃史籍中与迷信相关的记载；《通鉴》通常舍弃史籍中出现的单条记载；《通鉴》还对史籍中史料进行整合，以获得详实记载；其还通过考证，纠正了史籍中的记载错误；对于史籍中时间记载缺失的事件，将其系于年尾，用“是时”隔开；《通鉴》载官职、称谓等更倾向于化繁为简，此均为史事处置得当之处，也是《通鉴》成为信史的基石。
　　另一方面，《通鉴》所载史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通鉴》中部分记载与史籍记载有偏差，并不能准确记叙史事，其中系年错误，是最大的问题；所载史事违背编年纪事原则；史事记载无出处；《通鉴》对史事细节处理粗糙、混乱；记载疏误等现象时有出现。另外，《通鉴》所载部分史事由于史料的局限，并不能够确定其是否真实，待进一步考证。
　　司马光对惠帝高后年间史事的书写，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它用史事教育世人为人子要孝，不可意气用事、处事不可文过饰非、治家要能从长远规划、交友要坚持原则、反对有违伦理纲常之举，在对诸如此类小事的记叙中渗透着司马光对治国、治家、为人的大智慧。其对特定事件重新定性，体现了《通鉴》的时代性；其塑造了惠帝仁弱的形象、吕雉祸国的形象，既是司马光对惠帝高后时期历史的思考，又体现了司马光对现实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