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二时是一种得名于古代记时法,原在民间流行甚广的曲调形式。史载萧梁时代的传奇禅师宝誌创作了《十二辰歌》。此后,十二时曲调并重于禅俗,历代创制流传着大量佛教或世俗内涵的“十二时”类歌辞。敦煌藏经洞保存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大量《十二时》歌辞写本,经过近百年的搜剔著录,迄今总计辑得写本31件,按内容可别为14种。敦煌《十二时》作品,有约5种主要曲调形式,其核心则是[三(三)韵、七韵、七、七韵]和[三(三)韵、五韵、五、五韵]二式。敦煌《十二时》的研究史,契合敦煌歌辞整体搜集著录和校理研究的发展进程,反映了敦煌歌辞研究思维理路的发生和转向,即从只看重主辞采的曲子词到逐渐关注主声的长篇联章式的佛曲俗调——包括其格调特征、作品思想内涵、写本信息、传播演艺方式等领域。但总体而言,过去的研究多以文本为主,将作品与其载体——中古写本割裂开来,只作纯文本的抽离,因此导致许多问题难有确切结论。近年来,敦煌学界不断涌现关注写本的呼声,一批学者开始尝试从整体性角度探讨作为中古知识信仰主要载体的写本文献本身,重估其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采取“写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回归写本文献本身,重点关注正背面全部抄写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写本信息”,并串联敦煌学内外其他知识信息;在此基础上,推断歌辞创作或抄写的时代、人物;进而藉由系列相关写本,说明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本文正文划分为5章,选择敦煌《十二时》中作品内涵各异且写本特色鲜明,具有相当代表性的5种,按照“写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对5组写本逐一展开叙录研究:第一章讨论S.427等2本所抄《禅门十二时》,判定2件抄本皆为该组宣教劝信主题歌辞的专门抄本,根据北8440题记所揭僧名“保会”和“甲申”,推断此本抄在924年,而S.427的抄制亦距之不远。第二章讨论S.2679c所抄阙题《十二时》,介绍了此本与S.6103的缀合情况,说明其为禅宗趣味浓厚的写本,歌辞作者是禅门中人。依据同抄利涉文章,又推测其抄写时代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之间。第三章讨论S.6631vm等3本所抄《维摩(五更转)十二时》,交代了歌辞兼合五更转、十二时二调来共同演绎佛经故事的曲调形式及基本内容,重点关注到S.6631v这一带有佛教讲唱文学作品专集性质的写本,还判定3本皆于9世纪中叶左右抄成。第四章讨论上博48(28)等6本所抄《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该辞有净土内涵,是敦煌歌辞中体量最大的一组,本章重点考辨了原署作者智严的行年,认为该组歌辞确由智严在924年携入敦煌,此后广为流行。同时判定诸本抄写时间均在924年以后,而上博48则由多人多次增删,最后编定时间约在980年。第五章讨论P.2564b等4本所抄,属典型民间俗曲的《发愤长歌十二时》。重点推测了此辞常在《齖?新妇文》中出现的原因,是为鼓励汉族青年在吐蕃统治下发愤学习,不废诗书礼乐。根据诸本同抄内容及背面题记、杂写,本章指出该组歌辞诸抄本与敦煌学校教育有密切关系,其原始用途是学生读物。此外,我们对P.2564v所见卢博士、P.3821f所见白侍郎的身份有所推断。前者或是10世纪前期的沙州州学博士;后者或是10世纪中晚期沙州伎术院师长,而非浅人托名白居易之举。诸本抄写时间,大致集中于10世纪20年代前后,正是敦煌地区官私学校兴盛之时。馀论在详述诸家已有搜辑成果外,又从佛道二藏及民间俗曲歌谣中新辑敦煌文献以外“十二时”类歌辞近30种,说明了敦煌《十二时》在晚唐五代宋初的集中出现并非孤立现象。此后历代,十二时曲调仍长期流行,禅门大量创作“十二时”类歌辞,旨在祖述宗师。传世文献及民间歌谣中的十二时曲调,在敦煌所见三五或三七杂言的基础上多有新变。晚近时代,十二时曲调常与“十二月”内涵结合,“十二时”类歌辞有变体形式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