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行为研究建立在具体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基础之上。一方面，证券市场制度范畴定义和限制了基金投资决策的选择集合；另一方面，现实的市场环境进一步从投资策略(技术层面)和交易对手方面影响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选择。与发达金融市场中基金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不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是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为证券市场聚集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制度核心——产权的垄断直接导致以基金管理公司为中心的基金治理结构，进而基金的行为目标由投资者收益的最大化异化为基金管理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具有“新兴+转轨”特征的市场，加之先天性的制度缺陷使证券市场的运行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干预频繁、市场规模较小、证券数量较少，产品结构和层次结构较为单一、衍生金融工具发展滞后及噪声交易占据主导地位等特征。风险态度是影响投资者投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标准金融理论中所假设的投资者的风险函数为凹函数不同，现实中的投资者受到情绪、欲望、目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往往更为复杂。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其达到目标的欲望远甚于其自身情绪的影响程度，因而其投资目标——具体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则为基金管理公司的目标——决定了风险度量中的其它变量，进而决定了基金投资过程中风险函数的性质。同时，开放式基金的赎回机制对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文化具有传导作用，个人投资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通过赎回机制影响到基金的选择。分散投资风险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基础功能之一，而坚定地贯彻价值投资策略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外生性历史史命，但是实证检验表明，正反馈交易和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投资是基金常用的交易策略。进一步地，分析其行为机理发现，在当前中国证券市场中，由于制度层面及风险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证券市场定价的均衡路径并不唯一，进而基金的分析工具受到限制。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基金证券组合的建立一般分为有效证券集的建立和最佳证券组合的选择两个层次。在建立有效证券集(即股票池)时，获得收益的边际成本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能够进入股票池的多为基本面好的大盘蓝筹股。第二个层次体现了基金对投资时机的选择和把握。由于对基金的评价以短期的收益排名为基础，基金只有短期的效用函数，并且在市场的上升和下降趋势中其效用函数不同。在基金的代理链中，业绩基准是投资投资的最低目标，而规模的最大化是基金投资的终极目标。为了投资目标的实现，基金根据资金的流动情况，将资金在较高和较低两个目标帐户中进行分配，在市场上升阶段将较高目标帐推向极致。通过实证检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反应、心理帐户、羊群行为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迷惑游戏等行为异象，这些异象与基金雷同的股票选择范围、正反馈交易、投资目标的多元和以管理公司为中心的基金治理有关。基金的投资行为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大盘蓝畴股的价值挖掘方面，在股价预期和市场稳定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