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系列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机构合规成本急剧增加。为了满足金融合规要求,降低合规成本,减少因违规而承当的巨额罚款,增强自身盈利能力,金融机构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辅助金融生产和服务。在金融科技或合规科技的推动下,金融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业务中的混业经营、跨界经营趋势加强。金融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难题与挑战,倒逼金融监管机构推行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机构借助科技之力辅助金融监管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金融监管科技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辅助手段,能够帮助金融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实现实时性、动态性和包容性的金融监管,弥补传统金融监管的不足之处。但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亦存在双面性。在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过程中难免出现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现象,造成金融监管的不公平、不公正情形;金融数据资料收集不合法,数据保护、数据泄露风险加大;企业内部的反监管文化阻碍;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监管科技新模式存在不兼容情形等等,亟需通过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途径予以规制。我国在金融监管科运用的法治化进程中凸显的问题有: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监管科技作出规制;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监管科技运用时呈现的大数据化、实时性和全方位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依赖金融科技公司或金融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容易陷入监管俘获境地。通过对金融监管科技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给法律带来的双重影响,借鉴英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提出建议。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主要从五个部分对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分析金融监管科技的概念及应用主体争议。本文着重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角度探讨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研究,同时分析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对法律产生的积极效果和消极影响两个层面,即金融监管科技能够推动立法完善,促使法律得到良好的遵守和执行,但同时因金融监管科技自身系统存在局限性,无法自动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为偏见等主观因素,使法律规范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转化和实施。第二部分,从理论与实践运用两个角度论证金融监管科技运用法治化的必要性。理论层面,通过法治化方式赋予金融监管科技相应的法律地位,保证其合法性,并为金融监管科技的发展提供法律价值指引和法律保障,同时对不断扩张的公权力形成规制。在实践运用层面,金融监管科技所应用的算法程序是否合法且合理;金融数据信息的收集、运用等流程是否规范;企业内部的反监管现象对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阻碍,都需通过法治化方式予以规制。第三部分,分析指出我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缺少对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专门性法律规范,部分新兴的金融活动未纳入监管范畴,对金融数据信息的共享与保护的法律规范不完善;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监管科技新模式存在不兼容的客观情形;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科技的运用依赖金融机构或者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或技术支持,容易出现“监管俘获”问题。第四部分,通过分析英国对金融监管科技运用所采取的行为举措,如确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作为金融监管科技应用的专门性监管机构;利用DRR项目实现监管规则的数字化转换;举办Tech Sprint会议加强不同金融主体之间的联系;开创沙盒监管新模式,为我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提供经验借鉴。第五部分,主要是针对我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制定我国金融监管科技运用的法律规范,确立金融监管科技的法律地位,扩大金融监管范畴,把新出现的金融业务纳入监管;注重对金融数据信息的保护;改进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确立金融监管科技的技术辅助地位,构建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调解机构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加强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的互通共享,构建包容性监管模式。同时建立金融监管科技算法释明和审查制度,防治金融监管俘获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