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1918至1926年间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这一时期中英双方均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英国因自身实力之下降,正从为首列强的席位上滑落；中国经五四运动之洗礼,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因而,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也面临重要转折。论文主要围绕广州政府与英国政治交涉的主体内容——关余问题和杯葛问题展开,除绪论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与军政府时期的关余交涉。首先论述关余问题的由来,着重阐述列强控制关余的非法与英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论述广州政府首次争拨关余的努力,英国政府对待关余问题的方针。再次论述南北和谈前后,英国政府出于其利益考虑,压迫北京政府同意分拨关余,及广州政府获取关余的意义与影响。最后,论述军政府重建后的关余交涉,包括围绕关余案的中英交涉,军政府争拨关余的再次努力,及新银行团的成立对关余交涉的影响等。　　 第二章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关余交涉,首先论述广州政府对关余问题的立场与策略,争拨关余的外交努力及国内舆论与民众的支持。其次论述英国政府的对策及其与列强的意见分歧。再次论述关余危机的缓解及关余交涉的意义与影响。　　 第三章为国民革命的高涨下杯葛运动的出现,首先论述沙基惨案前后的中英交涉,阐述广州政府、北京政府和英国政府在惨案发生后对事件的态度与应对方针。其次,论述沙基惨案交涉停顿前后,对英杯葛的实施,并回顾杯葛的起源与早期中国对英杯葛的交涉,论述杯葛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阐明英国政府对杯葛的基本观点与政策取向。再次,论述单独对英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及英国政府的对策。　　 第四章为解决杯葛问题的初次交涉,首先论述国民政府解决杯葛方针的提出与香港华商调停杯葛的努力。再次论述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上任后,英国政策的转化,与中英间为解决杯葛进行的数次磋商。着重分析中英双方立场与策略的分歧,阐明交涉破裂的深层原因。　　 第五章为解决杯葛问题的再次交涉,首先介绍布勃诺夫使团与取消罢工策略的提出。其次,论述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英间的接触与非正式磋商。再次,论述中英间关于杯葛问题的正式谈判,重点分析谈判无果而终之原因。　　 第六章为北伐与杯葛运动的结束,首先论述中英双方策略的转变,阐述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与停止杯葛决定的形成,英国的有限武力政策及其国民政府的对策。其次,论述国民政府产销税方案的提出,与英国政府默认政策的形成。最后,论述国民政府开征产销税,列强关于产销税的争论与英国对华新政策的酝酿。　　 结语探讨这一时期中英交涉的特点与英国对广州政府政策的转变轨迹,并对广州政府的外交进行评价,分析其主要特色、成就与不足。最终得出结论:广州政府在民族主义潮流推动之下,以民众为后盾,推行国民外交,其革命外交的特色日渐显露,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当然,由于政局不稳,外交运作机制尚未成熟,加之革命洪流的激荡之下,广州政府在外交决策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策略上的失误。英国政府的妥协与退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打击,亦由于广州政府实力的增强,加之列强之间的利益制衡,使其无法随心所欲。在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做出有限让步,试图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在华既得经济和政治权益,其帝国主义的原则与立场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