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翻译理论者对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问题一直以来颇多争议。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义为“仆人”,认为翻译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翻译研究就是讨论“怎样译”、“怎样译得好”,把译者等同于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从根本上抹杀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把译者从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赋予了译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历年来少有论文通过找出德里达和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共同之处来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合理性,本论文将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试图从德里达的“延异观”以及本雅明的“语言观”出发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合理性进行探讨。本文从本雅明和德里达的翻译思想出发,分析翻译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合理性,并以傅东华先生的中译本《飘》为例具体分析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体现及其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