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生命权-的剥夺,是贫困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在提倡人的权利的发展时,应该首先保障这种权利不被剥夺。即使是在当代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下,饥荒依然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恶魔,苏丹、乍得等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在今天依然被饥荒深深困扰;与之同时存在的是,欧美的很多国家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限制粮食的生产,将粮食用于喂养牲畜以获得高蛋白的食物。因此从全球来看,并不是粮食不足以支撑60多亿的人口,或者说现在距离马尔萨斯的陷进还很远,而是粮食的分配呈现明显的不均等,即使从贫困国家內部来看,也仅仅是一部分人口缺少食物,那些贵族和官员从来都不会有饥饿的威胁。因此,饥荒从本质来说,是一种权利失败,是阶层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均等。如果从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来看,中国1959-1961年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造成了近3000万的非正常死亡和3300万的嬰儿没有出生。5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粮食的减产,仅1959年的农业产出就下降了15%,人均的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急剧减少,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导致这场饥荒的爆发,之前的制度安排为这次饥荒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重工业化战略使得国家动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从城市到农村,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这个战略的有效实施,在粮食产量还不是那么丰富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障该战略的顺利进行,粮食分配逐渐采取了配给制,排队的顺序遵循居民相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城市居民成为工业品中的劳动力的直接来源,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跟工业化最攸关,因此国家粮食分配的排序中他们获得最优的食物获取权。除了劳动力外,工业化对于作为经济作物的需求逐渐加大,为了保障这部分原材料能够顺利地投入到工业中,国家需要保障这部分居民的食物供给。由于国家对粮食进行了统购,因而产粮区的居民只能对剩余的粮食有支配权。食物安排上呈现工业偏向,这在正常年份和饥荒年份会有不同的影响。正常年份,每一个群体都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即使有工业偏向的存在,获得最底层食物获取权的产粮区居民也能有足够的粮食,因而这时候的粮食安排并不足以导致有人饿死,因而对死亡率没有影响。但是当粮食总产量下降的年份,工业偏向的作用就会表现出来,城市居民和缺粮区居民由于有粮食供给的保障,他们还能够获得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的粮食,因而他们不会有饥饿的威胁;而产粮区居民在饥荒年份还要按正常年份一样上缴粮食,他们剩下的粮食就不足以维持生存,于是他们就遭受了饥荒的侵袭,这个群体的死亡率会比其他群体高。因而在饥荒发生后,各群体的死亡率差异是有群体本身的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决定的,而食物获取权又是由工业偏向决定的,因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工业偏向-食物获取权-饥荒。饥荒在1962年结束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迷,因为该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上升,我们认为达尔文现象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老年人抵御饥荒的能力较差,因而在一些死亡率较高的地区,老年人的比重将迅速降低,这样剩下的人口整体抵御能力增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过程在这里将适应能力较强的人保留了下来,这些人在食物没有充足保障的情况下缓慢度过了危机。另外政府的救荒行动在饥荒末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