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沉睡的”正当防卫法条被唤醒,回顾正当防卫系列案件,其中舆论影响、推进司法公正,在完善正当防卫的法律发挥了巨大作用,舆论到立法协商再到立法修订的过程值得研究关注。但是现有的立法协商研究较少形成将舆论与立法协商建立有机联系与探究,论文以“邓玉娇案”、“于欢案”、“昆山反杀案”为典型案例,分析舆论在“正当防卫”法律与事实认定上形成争议,研究从公共舆论到立法协商的形成路径,以及从协商中产生的立法共识到修订法律的运作模式,从而提出公众舆论到立法协商的制度与平台建立的建议。研究基于案例与舆论分析,建构了从公共舆论到立法协商、立法共识和完善法律修订的逻辑过程。横跨将近十年的“邓玉娇案”、“于欢案”、“昆山反杀案”都引起舆论哗然,实际分析舆论争议体现了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与平衡情理法的困境,舆论在形成中媒体设置对立框架和当事人的符号化身份,舆论中的网民群体情感动员形成舆论力量,而舆论诉求博弈和涉及公共利益对现行法律的批判酝酿立法协商。在专家基于智识与社会资本提供专业的解读,在媒体引导立法倾向的共同努力下,使舆论达成可以向权力场域传递的立法共识,促进舆论与司法、立法机关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正当防卫的立法出台。但在实践中也体现出舆论到立法协商的困境:舆论自发性与缺少自律,仍有可能造成情绪宣泄、群体极化负面效应,在舆论施压下有影响立法质量的风险。因此,本研究提出平衡丰富现有立法协商制度的同时,基于大数据共享趋势建立协商和立法研判的数字化平台,并通过多元主体引导舆论引领立法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