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布天主教。为了完成传教目的,他们长期定居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传教、病老、死亡。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开始,传教士们就面临着诸多生存问题。语言,是他们遭遇的首个障碍。其困难之巨大,几乎令每一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拥有一段学习汉语的痛苦记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注意汉语官话与地方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还有一些传教士为了服务于清廷而专门学习满语。经济方面,教会、宗主国、教廷提供给传教士的经费十分有限,不仅数量不均衡,而且发放没有保障。一些传教士由于长时间无法收到传教经费而生活窘迫,影响到传教工作的开展。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抵制,令传教士不得不在其宗教初衷之上披一件世俗的外衣,以世俗身份淡化其宗教目的。他们以儒生、医生、机械师、画师等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些世俗身份又对其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关涉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宫廷中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世俗的职务为他们增加了不菲的收入,也加大了传教士之间贫富的差距。而共同的传教目的,使传教士组织尽力协调传教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一些位高禄厚的传教士资助其他相对贫困的传教士,另一方面,传教士死后,他的财产归为所在教会,或赠给其他传教士。通过这些途径,钱财在传教士之间流动。自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和“上层路线”令晚明的传教活动取得成功以来,传教士多遵循“利玛窦规矩”入乡随俗,结交上层人士,建立世俗人际关系网,从而推进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们相互协助,共同维系欧洲人在中国生存的一席之地。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艰难,使他们结成了历经生死的,甚至超越派系的珍贵友谊。从晚明到清初,传教士的结交重点从文人士大夫转移到满清贵族官僚。为维护宗教,传教士不断应付世俗关系,在历史的际遇及演变下,传教士的群体地位逐渐下降,他们的群体心理渐显卑微化。然而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世俗关系网最终未能保护其宗教,雍正皇帝继位后的全面禁教及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使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的征程以失败告终。目前,通过传教士对传教史、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把传教士群体本身作为对象的研究还很不足。本文试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世俗生活为研究视角,以传教士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和人际交往中的“动态”为考察基调,运用比较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传教士的语言学习、世俗身份、物质生活、世俗交往和群体心理等方面,阐述这一外来功能性群体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进而探讨文化交流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