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学术界也开始呼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三大体系”）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新红学”已逾百年,历代学人在红学中积极地开拓了不同的话语支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也涌现出了许多代表性成果。同时,而以“话语”的视角之于红学,可见红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系列学术话语是十分独特的。因此,用中国化的理论阐发关于红学的独特学术经验,以彰显“红学”区别于其他小说,甚至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是红学研究的使命所在。文章主体第一部分选取王梦阮和沈瓶庵、蔡元培、杜世杰为代表,提取“影射”“梨园演剧法”“兼用三法”“三重组织说”“真假阴阳两面相”等话语,说明索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方法由来,并分析索隐派在红学中拥有持续生命力的成因。第二部分以王国维为代表,以“宇宙之大著述”“彻头彻尾之悲剧”等话语,阐述王国维以西援中的方法,并串联其与早期评点派和李辰冬、吴宓等后期学者的接续观点,以说明王国维以文学批评为红学指归的学术价值。第三部分以“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为主,以“新红学”的“作者”和“本子”的研究对象、“考证”的研究方法以及“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和“自叙传说”等结论,和后期衍生的“版本”“曹学”“后四十回”等话语,分析话语生成及后期学者的接续观点,以说明“考证”方法在红学领域的特殊贡献及其对红学学术话语生成的特殊影响。第四章讨论自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以来,阐释红学学术话语由机械地应用到自主、自觉地化用的过程,以李希凡、蓝翎到何其芳为其主要代表人物,论证红学在以文学为研究立场后,红学内部的自主学术意识和独特学术话语的创造。《红楼梦》植根于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及历史的经纬格局之中,红学的学术性与红学的特殊性往往相伴而生,深入理解和准确阐释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经验与研究旨趣,正是红学学科建设完善的目标所在。文章通过梳理着眼于红学的独特学术话语,明晰红学发展中研究方法、对象、范畴的特性,总结红学之所以为“学”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依据。同时,回顾自“红学”出现以来,重要的特殊学术话语的发展历程,总结反思利弊、集中辨析不同学术话语在演变中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并将其与“三大体系”中话语的视角相结合,讨论红学研究区别于一般小说研究的独特对象、学术方法以及研究范围,以彰显红学的特殊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