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是关于沈从文乡土叙事文本及其精神世界的分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典范作家，沈从文成熟之后的乡土作品实现了意境对叙事的渗入，从而形成了一种所谓诗性叙事的经典文本。　　沈从文的乡土写作于20世纪30年纪臻于巅峰。其作品呈现出从自然人性角度对湘西文化的肯定和留恋，以及对湘西落后封闭的忧思，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情绪。回眸凝视湘西古朴原始的生存状态，体现对现代和乡土双重反思的矛盾认知;进而在40年代，沈从文基于“文运重建”的宏阔视野，将对现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观察指向和谐人性、有序生存的“乌托邦”的建构。沈从文自人性观照“湘西世界”，并以湘西视角反观现代文化的记忆及其想象，从而构筑了双重品格意义的文化湘西和文学湘西。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呈现出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促使沈从文重新审视自身创作，只是也只能是现代版“桃花源记”。因而，自《边城》以至《长河》，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始终笼罩在沈氏忧郁、挣扎、反思的书写情境下，而这种情绪，作为沈从文叙事视点的有机构成，使其在文化诗学、艺术审美和生命哲学三者同构和谐“存在”的理想上达到高度统一。　　本文认为沈从文的古典文学中意境理论在叙事作品中创造性的运用，最终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性叙事文学的集大成者，尤其是其对“湘西世界”的“桃花源”想象，更是体现了其在乡土与都市这种背反困境中的一种精神诉求，从而也创造了属于他个人的那种浓郁又独特的“忧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