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国际社会紧密注视下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后起现代化之路，而疆域辽阔、民族多元、人口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点，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科技交往的新浪潮都使执政者在最初几十年的治理中，不断的摸索、调试。这使得包括藏族在内、具有自己悠久民族传统的众多境内民族他者，被动地面临着传统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与外来、仍处于探索中的治理方式、复杂的现代科技以及经济市场化不可避免的复合对接。　　“改变西藏的贫穷与落后”是民主改革以来中央治理西藏的具体目标之一。近50年的治藏政策中渗透着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与社会动员。这种发展理念如何对接于藏族自起源以来就在不断体验的栖居意识以及佛教传入后的慈悲伦理，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拉萨远郊半农半牧地区某藏族行政村生计实践的参与观察、以及对当地人的相关访谈，在人类学的整体观(Holism)关照下，提出目前西藏一些远离城镇的村落中的生计实践是在“栖居”与信仰中求发展，“栖居——信仰——发展”是当地人生计实践所遵循的价值序列。栖居反映了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侵入，藏传佛教信仰形塑了当地人“慈悲利他”的行动伦常，发展意识阈于二者之中而并非以独立的价值理念在藏地生根，反映了当地人对生计、生活的自主。同时，笔者也强调生计实践对于实践主体的生活、生命（身体）的重塑与改造。　　这在学理上驳斥了“民主改革后西藏是依赖型经济”的观点;主张国家扶持应侧重西藏“新农村建设”的在地民生，而非城市化以及所谓剩余农村人口的转移;同时将宏大的历史进程还原于广大小人物的现实生活。　　全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概述了研究内容、方法、视角以及田野点的基本情况;第二章是相关文献综述，主要涉及宏观及微观视角下西藏社会发展研究系列以及地方史志材料。　　第三、四章是全文主体部分，分别对当地的实物生计和现金生计进行了讨论。实物生计包括农、牧生计，农业生计的稀缺性及不可移动性，定义了高原农民的本质;围绕牦牛养殖区分了农牧互惠的三种方式，同时关注母畜在整个养殖中的重要性以及农民的惜牲惜售情结。第四章中，笔者依次讨论了水磨糌粑加工、在地打工、虫草收入、长短运输、畜产品以及饲养藏猪对增加当地家户现金收入的可能与现实性。水磨糌粑加工反映了藏族民族食品加工业在新时期的复兴;在地打工也反映了近年国家针对西藏农牧区提供的在地民生工程的投资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如何与传承当地文化、增加当地百姓获益份额;对虫草收入萎缩的考察间接反映了在藏区“还林”工程中对直接负责护林的当地人利益的尊重;长短运输中考察了农牧联结地带的导游驮运、省际的长途货运以及村内的有偿班车;在畜产品加工中，手工酥油和土牦牛酸奶都有着较大的市场缺口和发展潜力;扎西村对藏猪的弃养，交织着佛教信仰禁忌与人猪争粮的科学判断。　　结论部分，重申了“栖居——慈悲——发展”价值序列对于理解藏族生计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检讨了既往研究对宏观统计文献的过分倚重以及对于藏族生计的外在解释，是刻画西藏贫困形象的重要原因。这种做法忽略了——恰是价值序列的差异，使得藏地走出了低消耗、低增长但物尽其用、社区和谐的发展模式。这对于当下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