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是金融市场上较为普遍的投资模式,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外部约束机制。“敌意收购”意指外来人意图得到目标公司足额的股份实现己方的接管。而“收购防御”是指公司为了减小外部威胁,采用某些防御措施增加外来者收购难度。在西方资本市场上,于1968年颁布的《威廉姆斯法案》宣告美国市场上公司抵御外来敌意并购浪潮的开启,收购防御随之成为了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课题。反收购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对外来“野蛮人”威胁后采取的措施,包括施行股东权利计划、回购股票、找寻属意买家;另一种是提前在章程内容中设计某些细则来增加外来者并购公司股份的难度,即设计具有特定目的的反收购条款。当下针对西方资本市场反收购条款的探索较为丰富,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学界仍未就反收购条款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作用达成一致结论。中国市场属于较为典型的新兴市场,针对敌意收购的监管框架仍处于起步阶段,基于国内市场的反收购条款研究仍需拓展。2005年开启的股权分置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兼并与股权转让的活力,不断进行增修完善的《公司法》《章程指引》等成文法规也为公司提供了更大的自治空间,这为上市主体自主设计反收购措施提供了契机,亦为探索国内市场的反收购条款的公司治理效果提供了沃土。“宝能万科之争”后,“敌意收购”和“收购防御”的话题日益成为市场各方所聚焦的热点。目前我国投资者保护的程度仍需提升,控股股东的普遍存在明显加剧了第Ⅱ类代理问题,在这种特殊市场背景下,设置反收购条款将产生怎样的治理效应与经济后果,是否支持国外已有文献的结论,需要继续推动相关的挖掘与探索。本文手工收集了中国2007-2016年间上市民营企业的反收购条款数据,并以此构建模型对反收购条款的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滞后一期等方式研究了其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1）公司设立反收购条款减损了外部控制权市场的惩戒功效,支持了“堑壕假说”,将显著增加大股东对中小投资人的利益攫取,使创新研发水平出现下降,公司的价值被毁损降低。（2）优良的外部制度环境,如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较好的政商关系将有助于缓解反收购条款由于堑壕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具备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研究意义。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我国基于“法与金融”延伸开去的研究范围,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两方面分析了反收购条款的设置对第二类代理问题、创新研发和公司绩效的影响,补充了中国新兴市场特定环境中设置反收购条款的作用效果的相关证据。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能够为金融市场上公司章程的设置以及监管措施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为投资者保护的加强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