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代位求偿权具有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避免加害人不当免责、鼓励保险人及时理赔等多重功能,在合理协调保险人、被保险人及加害第三人的三方利益关系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财产保险中,因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保险人能否向国家机关行使代位求偿权呢?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或民法典中规定的应予承担赔偿责任范围内,保险公司都应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然而,由于我国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将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置于除外责任免除条款中,不予承保,从而使得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向国家机关行使代位求偿权立于理论上无能之地位,导致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功能和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故在此背景下,随着国家机关侵权行为而致保险事故发生案件的增加,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能否向国家机关行使代位求偿权无疑成为当下保险实务中亟待澄清之议题。通过保险公司对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除外不保作为出发点,借助利益衡量、法解释学、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保险公司对此一致损行为除外不保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以此为线索,探讨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可保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进而在肯定保险人对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可保之理论前提上,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之行使对象可扩张至国家机关,且享有理论基础。首先,保险公司将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置于除外责任免除条款中,不予承保。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类事故损失系属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而产生、不符合偶发性之保险法则以及优先保护公益之价值考量。但是,因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的类型多种多样,像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等,保险人对此不予承保,自是合理。但是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比如不作为侵权或者作为而导致的第三人损害,保险人若一概不加以区分,就通过除外责任免除条款将之排除,不予承保,无疑使得保险之分散风险之本质功能流于形式、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以及保险人借用除外责任免除条款来逃避自身责任承担等多重弊端。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机关侵权行为的可保性重新进行思考,以期指导保险实务,促进保险业之发展。其次,从保险法理来看,保险人对国家机关侵权行为进行承保,不仅有利于充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扩大保险的承保范围,而且还有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保险人向国家机关行使代位求偿权等争议问题。而从传统保险理论可保风险的构成要件来看,国家机关侵权行为也并非绝对不可保之风险,其实质上满足可保风险的一般特征。而且,出于公众保险需求的增加,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比如就巨灾风险而言,根据传统可保理论,其因为不符合大数法则的要求而被认为不具有可保性。但是,从2013年开始,我国已先后在全国各个地区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巨灾保险试点与探索工作。所以,出于保险本质功能之价值考量,保险人也完全可以将国家机关侵权行为纳入承保范围内,进行承保。最后,在保险人对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可保之理论前提上,根据法定债权转移理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后,即可代位取得向国家机关行使求偿的权利,而这亦与保险代位求偿权本质及其功能的内在要求相契合。虽然介于国家机关这一公权力主体之特殊性,但是,其一,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保险法》第60条第一款“第三者”之规定并未明确将此排除在外,因而“第三者”囊括国家机关在内具有解释上的空间。其二,国家赔偿责任究其本质而言,仍属私法上之责任,难以构成保险人在国家机关侵权事件中代位行使之阻却。其三,英美等保险业发达之先进国家,无不肯定保险人对国家机关享有代位求偿之权,此无疑能为我国保险代位在国家机关侵权事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