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文写作的美国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以其《追风筝的人》(2003)、《灿烂千阳》(2007)、《群山回唱》(2013)三部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出生在阿富汗、从小受阿富汗文化熏陶,又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深层意义上,移民作家凭借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于传统作品的叙事获得世人瞩目,既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胡塞尼既不是纯粹阿富汗人也不是正宗美国人的尴尬处境,使他被挤压成双重“边缘人”,而这种游移的状态恰好成就了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他者”。正是这种边缘地位和“他者”身份,使胡塞尼对弱势群体有着真切的同情和更为开阔的视野。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饱受贫穷和战乱的阿富汗民族,投向了民族中更为弱小的扎哈拉人以及男权桎梏下的女性。逐层逐个审视下来,民族文化的固疾已了然于胸。批判不是目的,同情需要拯救。为此,胡塞尼在叙述阿富汗战乱贫困的同时,呈现了阿富汗男人的正直和英勇,描写了女性的觉醒与抗争,讲述了离散人群的彷徨和心灵回归。这样的努力,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既遭受苦难又充满希望的阿富汗民族形象。在这种批判和建构中,胡塞尼不自觉地形成了非东方又非西方、似主流又似边缘的“第三空间”叙事模式。这样的文化立场和视角,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效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强权和物质是其主宰,超然于东方西方的空间间隙是难以实现的,处于其中的文化主体势必面对两股势力的博弈,这也是胡塞尼本人和第三世界移民作家文学创作的焦虑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