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是一位极富原创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他结合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革命实践的亲身领导经验，在深刻地检讨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政治错误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理论，作为颠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战略。他的探索堪称西方社会的“列宁主义”。本文集中探讨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初始语境及其当代价值，认为霸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为我们国家在如何更好地取信于民、获得民众支持方面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综观学界，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固然斐然可嘉，但仍有支离疏漏之憾。本文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与其实践哲学、市民社会理论、有机知识分子以及“阵地战”的革命战略等理论浑然一体、互为支援。论文首章从学界对“hegemony”一词中文意涵的不同理解入手，指出“霸权”和“领导权”这两个译名可以兼而用之，但是又强调兼用必须是明晰的兼用，而非含混的兼用。第二章对霸权概念的演变逻辑作出历史考察，认为虽然在葛兰西之前就有一些关于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但正是由于葛兰西领导权概念才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第三章“全景式”地透视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地貌。首先分析评价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人文主义实践哲学基础；其次，复原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他从文化层面来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划归为上层建筑，提出完整国家的理论，突出了文化一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再次，论述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中坚力量；最后，探讨了葛兰西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现实所提出的颠覆战略思想，即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第四章阐释了霸权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本文认为阿尔都塞是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的中介人物，正是他促成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霸权概念的引入，克服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两种本质主义研究方式的两极对立，使大众文化研究得以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本文还指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软肋”之所在，即他们虽秉承葛兰西的批判传统来批判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却把目光紧紧锁定在文化上，视文化为社会过程的本身；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其结果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体分析和批判。第五章结论部分指出以霸权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观虽堪称葛兰西的“独创性之思”，但也有因过分看重“文化革命”而导致“舍本求末”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