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选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1982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在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并未规范地进行。文章通过对西北地区数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以旧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线索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以及各种“摊派”、“收费”的汲取行为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未按照规范的选举程序进行,选举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治力量的介入,也使得村庄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瓦解。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而是回归民主选举的规则制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曾经主导乡村治理的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各种新兴力量正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在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中,农民合作社迅速发展壮大,作为村庄中的合法正式组织,合作社参与村庄治理的政治需求显现,与此同时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农民合作社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重建村民相互信任与合作关系最为突出和活跃的新兴力量。为了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12个省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对于村委会选举由干预选举以扶植其在村庄的代理人转向中立、监督的立场;由于农民合作社能够为社员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服务,因此合作社社员作为“组织化的个人”比非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更积极。从数据层面进一步地验证了村委会选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