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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合并高血压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血浆microRNAs表达谱，分析其中差异表达的microRNAs作为夹层诊断的生物学标记物的可行性。回顾性分析瓣膜病术前冠状动脉造影阳性率及其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发病风险模型，提高瓣膜病术前冠脉造影的阳性率。 方法: 运用ABI TLDA芯片检测及RT-qPCR技术对正常对照组(NC，n=15)、高血压对照组(HC，n=15)、合并高血压的Stanford A型夹层组(HAD，n=15)及不合并高血压的Stanford A型夹层组(NHAD，n=10)的血浆microRNAs进行检测和验证，并另外增加14例NC组、14例HC组、29例HAD组和10例NHAD组血浆样本进行确认。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血浆microRNAs作为夹层血浆生物学标志物的可行性。 回顾性的分析了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2011/01-2014/09期间908例瓣膜病行术前排除性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满足:1.左主干和/或前降支狭窄大于等于血管直径50％;2.回旋支和/或右冠状动脉狭窄大于等于血管直径70％中的一项及以上定义为CAG阳性。探究这些资料与CAG阳性之间的关系。并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寻找男性和女性瓣膜病患者冠脉造影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回归模型及临床运用方案。 结果: 1.MiR-25在HC组比NC组降低约4倍(p＜0.001)，在HAD和NHAD组分别比NC升高3.57倍(p＜0.001)和4.37倍(p＜0.001)。 MiR-212在HC组比NC组降低约2倍(p＜0.001)，在HAD和NHAD组分别增高了5.20 (p＜0.001)倍和3.77倍(p=0.001)。MiR-29a和miR-150在HAD组内特异性的高表达，miR-29a在HAD/NC、 HAD/HC、 HAD/NHAD中增高的倍数分别是3.00倍(p＜0.001)、3.70倍(p＜0.001)和3.08倍(p＜0.001); miR-150在HAD/NC、 HAD/HC、HAD/NHAD中分别是2.26倍(p=0.005)、 2.90倍(p＜0.001)和6.17倍(p＜0.001)。MiR-155在HAD和NHAD内高表达，其中HAD/NC、 HAD/HC分别是4.60倍(p＜0.001)和3.96倍(p＜0.001);NHAD vs NC和NHAD vs HC各自为7.49倍(p＜0.001)和6.45倍(p＜0.001)，并且NHAD也比HAD升高1.63倍(p=0.007)。MiR-26b-3p在HC组特异性的高表达，HC组比NC组升高1.75倍(p=0.001)，HC组比HAD组升高2.3倍(p＜0.001), HC较NHAD升高3.97倍(p＜0.001)。通过ROC分析显示miR-25在HAD与HC (AUC=0.961, 95％CI: 0.912-1.000,p＜0.001;敏感性96.4％，特异性84.2％)、 NHAD与HC(AUC=0.926, 95％CI:0.845-1.000, p＜0.001;敏感性90.0％，特异性89.5％)的鉴别诊断中可靠性高。MiR-150在Stanford A型夹层患者是否合并高血压的鉴别中AUC=0.908、95％CI=0.823-0.993、 p＜0.001敏感性，特异性为83.9％和92.9％，具有很高的可靠性。MiR-212在NC于HAD (AUC=0.906、 95％CI=0.826-0.985、 p＜0.001,敏感性78.8％，特异性100.0％)、 HC与HAD (AUC=0.951、 95％CI=0.897-1.000、p＜0.001，敏感性93.9％，特异性84.2％)、 NC+HC与HAD(AUC=0.929、95％CI=0.872-0.987、 p＜0.001，敏感性78.8％，特异性94.6％)各组别之间有很高的诊断可靠性。 2.入组的908例瓣膜病患者有130例(14.32％)为CAG阳性;其中女性患者阳性率12.63％ (60/475)，男性CAG阳性率为16.17％ (70/433)，二者没有统计学差异。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女性VHD患者CAG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高龄(OR=1.129, 95％CI.: 1.079-1.181)、高血压(OR=1.993, 95％CI:1.101-3.609)和高LDL-C (OR=1.613, 95％CI: 1.099-2.368)。 Logistic模型和bootstrap验证模型OR值及其95％CI高度相似，提示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Logistic和bootstrap模型的AUC均为0.782 (95％CI: 0.722-0.842)。男性VHD患者合并CAD的独立危险因素是高龄(OR=1.058，95％CI: 1.020-1.098)、典型心绞痛症状(OR=11.915，95％CI: 3.888-36.510)、糖尿病(OR=2.817，95％CI:1.178-6.733)、高LDL-C(OR=1.790,95％CI: 1.220-2.625)和低HDL-C (OR=0.294,95％CI: 0.116-0.744)。Logistic模型和bootstrap模型的AUC均为0.755 (95％CI:0.691-0.819)。基于女性和男性VHD患者的bootstrap模型，建立VHD术前CAG方案，可在仅漏诊7例(0.77％)患者的条件下，使185例(20.37％)患者安全免于CAG;仅31例(3.41％)患者需行CTA和CAG的条件下，使381例(41.96％)患者单纯CTA即可排除SCAD，仅335例(23.35％)患者需行CAG，CAG数量明显减少。CAG阳性率36.89％，明显提高。 结论: 1.MiR-25和miR-212在高血压患者血浆内低表达而在夹层患者中高表达，miR-26-3p在高血压患者血浆中特异性高表达，miR-29a和miR-150在合并高血压的Stanford A型夹层患者血浆中特异性的高表达，miR-155在Stanford A型夹层患者血浆中特异性的高表达。MiR-29a、miR-150、miR-155和miR-212具有作为高血压患者主动脉夹层发病风险评估的指标的潜能。MiR-150和miR-29a有作为夹层患者A型夹层患者血压控制情况的生物学标记物的可能。 2.瓣膜病术前CAG阳性率为14.32％，其中女性为12.63％，男性为16.17％二者无差异。女性瓣膜病患者CAG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是高龄、高血压和高LDL-C;男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是高龄、典型心绞痛症状、糖尿病、高LDL-C和低HDL-C。单纯通过临床资料判断瓣膜病患者CAG是否为阳性的准确性较低，需要新的生物学标志物来提高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