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游离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人”传统封闭化的管理体制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逐渐被社区制所取代。新型社区重新将分散社会个体组织起来,成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然而,从实践来看,受强政府历史惯性以及社区居委会“双重属性”的影响,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倾向。社区治理行政化加重了政府负担,抑制了社会活力,也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与个性化服务需求。不仅如此,随着社区自治的推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日益增强,但也存在参与度不高与大量无序参与的现象;特别是缺乏组织化社团和专业化社工的参与,居民自治呈现了“大众化”的特征。社区治理“大众化”表现为居民自治参与分散化、偶然性与非均衡,这一现象导致基层民主与治理绩效双重失效。为摆脱社区治理行政化与“大众化”束缚,C市K区进行了社会化与专业化实践探索。通过内生社区社工助推居委会人员专业化,外引机构社工嵌入社区,促进了社工人才队伍的发展;通过组织联动策略,引进社工机构,孵化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为社工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组织载体与机制创新。社工参与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通过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运用专业技术链接社会资源,推动了以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化服务体系为特征的行政化治理向横向互动、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为特征的社会化治理转变。同时,社工介入孵化社区社会组织,支持社工机构服务,促进居委会成员专业化,居民自治参与由分散化到组织化,偶然性到常态性,非均衡到均衡,自利性到公共性。这一转变推动了社区治理由“大众化”转向专业化。K区初步形成了行政化、社会化、“大众化”与专业化并存的治理格局。但是,受强政府的制度惯性、专业化社工严重匮乏、转型期基层社会日益分化、社会组织的发育滞后等因素影响,依然是行政强势与社会弱势,社会化发展刚起步;专业化治理受理念与空间的双重限制,专业社工介入范围较小,服务居民群体有限。正因如此,需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基层社会要素;摆脱制度惯性,明晰政社关系;合理定位社会组织角色,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将分化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