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思想文化的研究较多，而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进行研究的很少，本论文考察的正是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 我们讲知识分子，那么，何谓知识分子?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又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他既要埋首书斋进行他的知识探求，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履行他的公共关怀，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前者，那是学者，如果只顾后者，那是社会活动家。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以知识探求为由而放弃他的公共关怀，同样，一个知识分子也不能因公共关怀而妨碍他的知识探求。此亦系本文的理论支持。 循此而来，论文分别梳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和现代知识分子观。传统知识分子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士”的认识上，春秋时期，是巫转变为士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士”来说，他们是“以身殉道”的价值维护者、“抱道忤时”的社会批判者和“行己有耻”的道德示范者。随着清朝的覆亡带来封建制度的崩溃，列强的贪婪带来民族生存的压力，以及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流带来思想的开放等诸多因素辐轴际会，促成了“士”到“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变。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剧变和混乱之中，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珍除外虏”的民族主义者、“跑来跑去”的淑世主义者和“发扬踔厉”的个人主义者。 在知识分子观传统的史的梳理和现代的面的扫描之后，论文选取了“五四”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人进行了“点”的研究，以期进一步阐发他们各具特点的知识分子观。由于他们是本文理论预设下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呈现的绚烂景象莫不是由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冲突激荡而成。于是，通过不同层面考察他们三人眼中的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取舍，以及这种种取舍背后的踌躇和犹豫，使得“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显得颇为生动和丰富。 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论文分别通过四个层面进行论述，以期望能将他们三人各异的知识分子观尽可能立体地呈现出来，这四个层面分别是：出与入、人与政、学与政、文与政。 “埋首书斋”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本业和正道，“介入社会”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副业和歧途。鲁迅、胡适、郭沫若他们既看重知识分子研习学术，又强调知识分子干预社会，尤其是后者，又常常为人们诟病和回避，然而他们在挺身而出、拍案而起、干预政治、参与社会这一点上，意见却高度一致。隐士与斗士、雅士与俗人、无为与有为、少事与多事、消极与积极、退避与进取之间，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拥抱后者，鄙弃前者。有了这么一个共通的看法为基础，考察他们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便构成了人与政这一层面的内容。由于知识分子在知识层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术与写作两个领域，考察学术、写作与介入社会的矛盾与选择便构成了学与政、文与政这两个层面的内容。 从人与政的关系来看，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永远是对立的和疏离的、否定的和拒绝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胡适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叉要设身处地地为政治出谋划策，并履行知识分子的批评使命，只不过其批评的性质是建设的，非破坏的，批评的目的是补偏救弊的，非剑拔弩张的，批评的态度是委婉的，而非鲁直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哀矜敬慎”的“诤士”。郭沫若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投入政治的怀抱，为政治奔走，为政治效力，唯党命是从，以党是为是，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衔命持笔”的“战士”。 从学与政的关系来看，学术与政治仍是一团化不开的矛盾，扑腾在这个矛盾的“泥塘”里的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鲁迅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第一，学术第二”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学术第一，革命第二”的“远离革命的学问家”，而郭沫若与他们不同，他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的学问家”，那就是将学术与革命合为一体，将学术改造成革命的利器，直接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 从文与政的关系来看，鲁迅与郭沫若的“文章”面临着“创作”与“批评”的矛盾，这个矛盾仍是出与入的关系，他们都主张一种能够直接参与社会，干预政治的批评文字，即都注重文章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重视文章的抗争性，郭沫若重视文章的宣传性。而对胡适来说，他面临的是“思想文章”(谈思想)与“政论文章”(谈政治、甚至干政治)的矛盾，只不过这一矛盾体现在文章所发挥效用在方式上的间接与直接，速度上的迂缓与迅速，效果上的根本与枝叶之上，胡适徘徊往复于这两者之间，最后走到一条“既谈思想也不放弃政治”两者兼顾的路上。 论文对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人的知识分子观从四个层面，出与入，人与政，学与政，文与政加以论述，通过比较和分析，从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他们各自的特征，希望能为林林总总的知识分子理论建设新添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