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叠加期,需要逐步摆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转而迈向创新驱动。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经验已经揭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是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围绕技术创新而开展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全社会研发供给都由私人企业进行投资,会诱导研发带来的收益与投入主体的付出不匹配,最终导致全社会研发投资低于最优水平。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是否引导和撬动企业扩大自身研发经费投资规模,起到积极的“杠杆作用”,还是“挤出”了私人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又如何?引发笔者思考,这两个问题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笔者基于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创新风险等理论,重点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活动可能产生的“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机制和原理。在政府研发资助的必要性、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经验研究、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经验研究和影响政府资助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述评后,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研究:1.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研究。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两部分都遵循从研发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财政科技支出三个维度审视国际、国内政府研发资助行为。在国际历史经验中,选取处于全球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一方面,围绕ATP计划和TIP计划(美国)、SBIR和STTR计划(美国)、专项计划(德国)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等重点政府资助项目对其开展情况及成效进行阐述。另一方面,分析财政科技支出中政府R&D经费的布局与配置。后半部分重点阐述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实践经验。既细致介绍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863”、“973”计划、“火炬”和“星火”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典型资助计划的政府资助及实施概况。又从宏观层面、中央与地方层面和分地区层面考察政府财政科技资源配置。旨在通过创新型国家的政府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政府研发经费配置布局等历史经验为中国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和体系提供有益经验与参考。2.政府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及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统计性描述,首次系统细致勾勒了以2005-2015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的政府研发资助、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主要分为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两部分进行描述性研究。遵循从企业总体情况、分产权类型企业情况(国有产权企业与私营企业)、分行业企业情况(31个制造业行业)和分地区企业情况(30个省市)四个维度,审视最近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技术创新产出三者间发展的事实表现,并提炼演变的规律特征。既为前面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践经验提供客观直接感性认识,也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描述性统计勾勒。3.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的效应研究。长期以来,关于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支出究竟起撬动的“杠杆效应”,还是起替代的“挤出效应”,以往大部分的经验结论仍是模棱两可(Mixed/Ambiguous)。本部分是实证研究,重点旨在为解决或缓解这一命题争论,提供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对这一命题的考察,选取2005-2015年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样本数据,设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检验资助效应。进一步实证,笔者还检验了政府资助的“门槛效应”,构建面板门槛(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模型,探寻是否存在适宜的政府资助强度的阈值区间,使得政府资助效应最强,即验证政府资助效应是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4.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效应研究。上一部分,笔者研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或“挤出”效应,是政府资助效应的一方面。这一部分重点聚焦资助效应另一面,即考察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效应及影响此效应发挥的重点因素的调节作用。在详细的理论逻辑分析基础上,首先,对政府资助可能引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正负效应提出研究假设,同时,考察如企业规模、企业技术水平及企业产权属性等相关因素对此效应的调节控制作用,一并提出理论假设。然后,基于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2005-2015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政府研发资助对以专利和新产品收入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本文把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支出及其技术创新效应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考察政府资助对企业R&D支出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相关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中国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支出及创新实践结论。结论1:最近16年中国财政科技拨款快速增长,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在4%以上,增长率总体高于公共财政支出,但近年增速下滑明显。结论2: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高于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财政科技资源配置地区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和科技创新领先的东部地区科技财政实力远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结论3:企业层面。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体量增长,但增速持续下降。国有产权企业研发资助和企业R&D支出高于私营企业。结论4:企业层面。研发资助资金的行业和地区配置不均衡,政府资金主要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垄断行业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而受资助富集行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R&D经费支出,但受资助越多地区并非一定伴随更多的企业R&D经费支出。结论5:企业层面。企业专利、新产品等创新产出呈增长态势,但增速同样放缓。国有产权企业创新产出远高于私营企业,但差距不断缩小。企业创新产出的行业和地区分布不均衡,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产出明显更高,经济发达和科技创新领先地区的企业创新产出也更高。第二,关于政府研发资助效应的实证结论。结论1: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R&D经费支出有着显著激励效应,即政府资金能够刺激和撬动企业研发投资动机的提高,支持存在“杠杆效应”,并未挤出企业自身研发支出。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证实存在政府资助强度的门槛阈值,最优的政府研发资助效应发挥阈值区间为[2.64%,4.83%]。当政府资助强度处于此区间时,“杠杆效应”最强,支持政府研发资助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结论2: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显著负效应。无论对企业专利申请还是新产品销售收入都有着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资助资金未能有效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实证结论支持政府资金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中起负效应的理论假设。结论3:滞后期企业R&D经费支出对自身经费支出有显著正影响,表明企业连续稳定的研发投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结论4:当期来自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R&D资金支持对企业自身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而滞后期起正向激励效应。当期和滞后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新产品收入均显著扩大企业自身R&D经费支出,起“杠杆效应”。结论5:企业规模越大、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可能引致低效政府资助的技术创新效应,而企业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引致较好的政府资金的创新效应。本文主要学术贡献与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本研究把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创新效应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政府研发资助,其一,作为政府介入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既应发挥引导资金作用,撬动其他社会私人资本积极投资研发活动。其二,本身作为研发活动的投入资金,理应对创新产出的存在有效影响。以往大部分研究往往只是单独考察政府资助的“杠杆”或“挤出”效应,或单独考察其创新产出效应,鲜有同时、全面地检验政府资助这两方面效应,本研究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2.提供了相关理论的现实依据。本研究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围绕研发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财政科技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审视国际、国内政府研发资助历史与现状。首次详细对以中国最近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的政府研发资助、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提炼三者动态发展的演变规律与特征。为企业研发活动相关的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基础理论,提供了在转型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政府科技资金与企业R&D活动表现的经验证据。3.一定程度缓解了相关学术争议。与财政支出政策既可能产生“杠杆效应”,也会发生“挤出效应”同理,政府对企业的角色究竟是“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在学界一直颇具争论。本研究发现,政府资助资金对企业自身扩大研发支出起积极正向引导作用,发挥“杠杆效应”,是“支持之手”,且存在着适度的政府资助强度区间。但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有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政府资金能够引导和撬动企业扩大自身研发投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使笔者对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活动配置效率产生怀疑,并促使相关利益者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政府研发资金,避免“掠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