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书法中,“以例解经”是一种重要解经方式,这种方式最早来源于公羊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为了证明《左传》是解经之作,仿公羊学为《左传》作例,后经郑众、贾逵、颍容等人的扩充周延,《左传》例渐趋完备。西晋时期,杜预在继承前人推衍方法的基础上,将史学的因素注入到《左传》例中,构造了一套周密的《左传》例理论,《春秋释例》“诸例”正是杜预《左传》例理论的具体实践。杜预的《左传》例理论将例分为三种,一是“正例”,是周公制订的有关史书书写的具体规则。二是“变例”,是孔子通过文辞变化表现《春秋》大义的方式。三是“非例”,仅叙述历史史实,不含任何褒贬之义。杜预以这三种例的内容作为基础,结合《左传》中的史实,归纳出了《春秋释例》“诸例”。《春秋释例》“诸例”是对《春秋》经文记事原则及其蕴含微言大义的总结,共有四十二条。根据内容的区别,“诸例”可分为礼仪类、军事政务类两大类,其中礼仪类“诸例”与春秋时期吉礼、凶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相关,军事政务类“诸例”与《春秋》记载军务、战事的用字规则相关。本论文的重点即是对四十二例逐一探析,概括出每条例的来源、书写规则及其存在的缺陷之处,从而对“诸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春秋》学史上看,《春秋释例》“诸例”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与《春秋经传集解》共同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体系的基石,是杜预完成《左传》经学化的重要一步。其总结“诸例”的方法与其解说的结构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后世经学家同类型著作的效仿范本。